開封市歷史人文簡介,夏朝與開封華夏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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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導航:1、開封市歷史人文簡介:夏朝與開封華夏文明2、開封市歷史人文簡介,開封地區(qū)傳統(tǒng)地名中蘊涵的考古學信息考釋1、開封市歷史人文簡介:夏朝與開封華夏文明
作者:韓鵬
夏朝,是繼五帝之一的唐堯、虞舜二帝后,在上古九州之一的中州、即冀州建立中國天下后,以禪讓的方式傳承的又一個華夏文明社會新形態(tài),也指中國古代王朝社會家天下的開始,又是炎帝黃帝氏族血緣、宗親和中央氏族邦國文明的發(fā)展和延續(xù)。
"華夏文明",是自上古時期人文始祖伏羲開辟人文天地以來,中國文明、進化、發(fā)展的代表性標志。華,最早是指華胥氏,是華夏人文始祖伏羲之母,是華夏先民和華夏文明的前期孕育者。現(xiàn)代古文字學家、諸子學家顧實在《華夏考源》一文中,認為“胥、疋、雅、夏古字相通,華夏即華胥也。……華胥特為華夏,遂為吾種族之名”。夏,與華意通,也指華胥氏和天地萬物孕育生成長、由小到大最佳繁衍的季節(jié),是萬事萬物年年歲歲循道順時、發(fā)展壯大最美好的時光。因此,華夏具有華胥氏后裔子孫繁衍生息、枝繁葉茂、民族壯大、人文燦爛的歷史文化含義。
由于伏羲肇始的太極八卦九宮圖文化,是劃分上古時期九州之一中州、豫州、冀州的歷法依據(jù),而中州豫州、冀州,是天下居住生活最舒適、安逸的地方,也成為包括堯帝、舜帝、夏禹在內的三皇五帝選擇建都的天地之中、中土、中央、中國。因此,華夏也具有中國的本質含義。
中國 “古史辨”派認為,“華”與“夏”古字相同,“華”即是“夏”,“夏”即是“華”。故華夏之“夏”,一為中國人說,夏字象舞蹈者; 二為大禹治水說,夏字象農夫治畦;三為圖騰族徽說,夏字象蟬或爬蟲類動物; 四為夏水、赤水說,族名取自南方的水名,而四季之夏,為四方的南方,四象的赤(朱)雀,四水的赤(鴻)水,也稱鴻溝之水。因此,夏朝起源于赤水、鴻溝之濱;五為華陽說,華為華胥氏居住的昆侖山,也稱華山,昆侖山和華山的南部陽地,也稱華陽,是夏人居住建都之地。六是夏國說,先有夏伯建王都于夏陽之城,即陽城,后有夏族、夏人之稱。這些認識都與“華夏”的本義相吻合。
對此,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著名學者章太炎在《中華民國解》中說: “大略說我國古代以‘夏’為族名,以‘華’為國名。又說‘夏’從夏水得名,“華’從華山得名。”華山,本應指華夏人文始祖伏羲女媧合婚,孕育華夏先民的昆侖山。而昆侖的本義,就是陰陽不分,天地混沌、混淪的太極,因此,昆侖山也稱太極山;又因太極文化為華夏人文始祖伏羲肇始,昆侖山、太極山也稱伏羲山。而唐堯虞舜居住建都的九州中州、豫州、冀州,本與昆侖山、太極山、伏羲山以及夏禹繼承堯舜冀州、中土,所建夏朝、夏都、陽夏、陽城、夏人居住在統(tǒng)一地域。西漢禮學家戴德《禮記·檀弓》記載:“負夏,又名陽夏,在開封“。
春秋時期史學家左丘明 《左傳》記載:“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因“裔”和“夷”人,都是東方青龍氏伏羲的后裔,即東夷人,是不同歷史時期華夏民族的分支,而華夏則是他們共同的人文始祖三皇五帝的居住和建都之地。因此,唐朝經學家孔穎達注解:“夏,大也。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夏一也。”又注解:“華夏皆謂中國,而謂之華夏者,夏,大也。言有禮儀之大,有文章之華也。”
中國古代辭書之祖《釋詁》也認為:“夏,大也。”故夏禹也稱大禹;大國也稱夏朝、或夏華。夏、華、華夏,均為中國之義也。東晉豫章內史梅頤《偽孔傳》認為:“冕服采裝曰華,大國曰夏”,“華夏”的“冕服采裝”,自古出自養(yǎng)桑蠶、善紡織、作衣裳的上古空桑之地,而蠶神娘娘、織機女神,就是出生在空桑,與黃帝在戰(zhàn)國大梁成婚的炎帝孫女、西陵氏嫘祖。
故唐代王鸛《廣黃帝本記》、北宋張君房《云笈七簽》、南宋無名氏《軒轅黃帝傳》、元代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鑒》均記載:“黃帝娶西陵氏于大梁,曰嫘祖,為元妃。生二子玄囂、昌意。”
西陵是華夏母系氏族酋長西王母居住之地,位于昆侖山、即華山的西部,與東王公、東皇、天皇伏羲居住地昆侖山,即華山的東部相對應。
這就是昆侖山、華山被華夏民族稱之為華夏文明發(fā)源地,是萬祖之山、萬山之祖的歷史原因所在,也是夏禹稱王建都在昆侖山、華山之陽地,即陽城,今開封禹王臺的地理方位所在。故自戰(zhàn)國史書《世本》以來的多部史典均記載:“夏后居陽城,本在大梁之南,于戰(zhàn)國大梁魏都,今陳留浚儀是也。”陽城,即夏朝大禹、魏國惠王在開封逢澤北部陽地(水北為陽)的禹王臺上,乘夏車、稱夏王、建宮室之地。
在古代華夏文明含義中,華夏是以服飾華采之美為華;以疆界廣闊與文化繁榮、禮儀道德興盛為夏。故“華”字有美麗的含義,“夏”字有盛大的意義,“華夏”本義即有文明的含義。
華夏文化,在現(xiàn)實中的實體展示就是服飾、禮儀、經典;華夏文明是伏羲女媧、炎黃血統(tǒng)、詩書、禮儀、文化和中華疆界統(tǒng)合在一起的實體。故唐代封建刑事法典《唐律名例疏議釋義》認為:“中華者,中國也。親被王教,自屬中國,衣冠威儀,習俗孝悌,居身禮儀,故謂之中華”。
華夏文明的思想核心是道法自然、神道設教、禮樂教化,嚴華夷之辨,推崇仁義禮智信五帝五德。易學中道法自然的思想理念,是中華文明博大精深的根本,是伏羲肇始太極八卦文化的不同表述形式,是華夏民族文字、文明和文化的起點。
“華夏”,一般作為代稱中國,相傳在大約五千年前,黃河流域下游首端的昆侖山上的河濟二水之間,分布著伏羲女媧繁衍的許多部落,比較重要的后裔有炎帝部落和黃帝部落等。
炎、黃兩部落融合成的“華夏”,即為“炎黃子孫”。黃帝是五帝之首,也有華夏始祖之稱。黃帝之后,最著名的帝王有唐堯、虞舜、夏禹等圣賢。夏禹為夏后氏部落領袖,姒姓,又稱夏大禹。堯舜時期,大禹治理灉水、睢水,即鴻溝、汴水和睢水等六河有功,繼位于舜帝,當了九州各部落,即天下的共主,成為中土、中州、中國的第一個王朝的夏王,也為夏杼等六世夏王建都開封老丘約216年,奠定了物質、地理和文化基礎。
2、開封市歷史人文簡介,開封地區(qū)傳統(tǒng)地名中蘊涵的考古學信息考釋
關注
摘要:開封為八朝古都,是國務院首批命名的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之一。傳統(tǒng)地名是地區(qū)歷史文化的標簽。今開封地區(qū)的許多傳統(tǒng)地名中都蘊涵著重要的考古學信息,這些信息,有的可以與相關歷史文獻相對應,有的已經考古驗證。應對其進行準確的判讀和研究,探討地名的稱謂特占與地名背后所指向的重要考古學遺址之間的關系,找出其中的規(guī)律,為開封地區(qū)的考古工作提供參考。
關鍵詞:開封;地名;遺址;考古學;信息
現(xiàn)在的許多地名都是在不同歷史時期形成的。地名或源于當?shù)氐牡乩淼孛病⑽奈锕袍E,或源于遠古時期的神話傳說、著名歷史人物、重大歷史事件、重大的社會經濟活動等。看似簡單的地名,往往承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可謂是“活化石”、地區(qū)歷史文化標簽。地名反映了該地區(qū)人文群落的形成和發(fā)展過程。今開封地區(qū)的許多傳統(tǒng)地名都和本地的重要遺址有著一定的淵源關系,探討地名的稱謂特點與其所指向的考古學遺址性質之間的關系,的確有規(guī)律可循,如帶“都、京、城”等字的地名常關聯(lián)古代城址,帶“崗、臺、丘”等字的地名多關聯(lián)古文化遺址,帶“河、灣、堤”等字的地名關聯(lián)古河道遺址,帶“門”字的地名關聯(lián)古代城門遺址,帶“墳、崗"等字的地名關聯(lián)古代墓葬,等等。本人曾長期工作在開封市文物考古第一線,對開封地區(qū)的地名,對開封地區(qū)不同地點、不同時代的考古發(fā)現(xiàn)較為熟悉。本文擬結合文獻記載與相關考古發(fā)現(xiàn),對開封地區(qū)的一些傳統(tǒng)地名進行考釋,進而揭示出這些傳統(tǒng)地名背后的重要考古學信息,旨在為開封以及國內其他地區(qū)考古工作的開展提供一些參考。
一、帶“都、京、城”等字的地名背后的古代城址
開封位于黃河沖積大平原的西部邊緣,即華北平原與黃河平原的交接地帶,東北離渤海約500公里,西距豫西丘陵不過50公里,地勢坦蕩,土層深厚,適于農牧。由于其地理環(huán)境優(yōu)越,交通便利,所以自古以來就被人們視為建邦立業(yè)的首選之地,即所謂“夷門自古帝王州”。歷史上,共有八個朝代在開封建都。其他時期,開封也都作為重要城市而存在。今開封地區(qū)遺留有很多古代城市遺址,包括都城遺址這些遺址范圍內及其附近的村莊往往以都、京、城”等字命名。
“國都里”:開封縣杜良鄉(xiāng)北部有一村莊名叫;國都里,位于今開封城東北約20公里處,相傳因夏代都城曾設在此地而得名。根據(jù)這一點,再結合有關史料,學術界多數(shù)人認為,“國都里”村及其附近應是夏都老丘所在地。
最早在今開封境內建都的夏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奴隸制國家。文獻記載,在公元前21世紀至公元前16世紀的400余年間,夏的都城曾多次遷徙。《古本竹書紀年輯證》載:“禹都陽城······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常相即位,處商丘······相居斟灌······帝寧居原,自(原)遷于老丘······胤甲居于河西。”《春秋地理考實》云:“今河南陳留縣北四十五里有老丘城。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亦說:“老丘,當在今開封市東南,陳留鎮(zhèn)東北45里。”以上記載,均與“國都里"村的地望大致吻合。1989一1990年,在對與“國都里”相距不遠的杞縣段崗、朱崗、牛角崗的三處遺址的發(fā)掘中,發(fā)現(xiàn)了大量屬于夏時期的二里頭文化遺物。可見,最晚在夏代晚期,開封東南一帶已被納人夏的版圖。這次考古發(fā)掘的成果似可旁證上述推測和文獻記載。1993年秋,開封市文物工作隊在“國都里”村周邊數(shù)十平方公里范圍內進行了專題考古調查,并在重點區(qū)域進行勘探,以期找到老丘遺址。但由于“國都里”村一帶屬于典型的黃泛區(qū),淤沙沉積較厚,考古鉆探工具達不到相應深度,因此未發(fā)現(xiàn)老丘遺址的直接線索。
“劉京寨”:“劉京寨"位于“國都里”村正北約1.5公里處,連霍高速公路南側。1998年春季,為配合連霍高速公路“商(丘)開(封)”段建設,開封市文物工作隊接受任務,在這一地區(qū)開展了文物勘探工作。文物工作隊在劉京寨村中部曾探明一處規(guī)模較大的古文化遺址,部分探孔的底部距地表12一13米,出土有顯具夏、商時期文化特征的殘碎陶片,這無疑為以后在該地區(qū)附近尋找夏都老丘遺址提供了重要線索。“劉京寨”村名中的“京"字,加之“國都里”村名中的“都”字,很容易讓人們聯(lián)想到遙遠的“老丘時代",聯(lián)想到那個輝煌了200余年的京都。
“古城村”:“古城村”位于今開封市祥符區(qū)朱仙鎮(zhèn)東南約3公里處,北距開封城區(qū)約25公里。“古城村”源于春秋時期鄭莊公所筑“啟封城”。鄭莊公時期距今2700多年,而開封的建城史最早可追溯到鄭莊公時期,這說明,開封的建城史有27m多年。當時,鄭莊公在鄭國的東北邊陲修筑城堡,取“啟拓封疆”之意,將該城堡命名為“啟封”。1984年全國文物普查時,發(fā)現(xiàn)了啟封故城的部分遺跡。1986一1987年,開封文物工作隊在古城村附近探明了啟封故城遺址。遺址東西略短,南北稍長,呈不規(guī)則梯形,周長約3300米。由于黃河多次泛濫和兵火侵襲,故城的東、南、北三墻已淤沒于地下數(shù)米,只有西墻的部分墻體還保留在地面上,殘高約6米,寬近30米,夯層、夯窩仍清晰可見。遺址范圍內發(fā)現(xiàn)了一塊北魏墓志磚,其銘文中兩次出現(xiàn)“開封”字樣。該墓志磚是目前發(fā)現(xiàn)的最早顯示“開封"字樣的實物,可謂彌足珍貴。
漢初,因避景帝劉啟名諱,故改啟封城的“啟”為“開”,這便是今開封名稱之由來。啟(開)封城前后共存在了1000余年。唐延和元年(712年),開封縣治移至汴州(今開封),開封縣與城中原有的浚儀遂一同成為汴州附郭縣。此后,故城漸廢,終變?yōu)榻袢罩肮懦谴濉薄?/p>
“土城”:今開封城西萬勝路北側,東與開封市第二中醫(yī)院相對有一城中村,名“土城”,它因位于著名的北宋東京外城西墻遺址上而得名。
北宋東京外城始建于五代后周時期。后周顯德二年(955年),世宗柴榮頒詔興建新城:“東京華夷輻輳,水陸會通,時向隆平,日增繁盛。而都城因舊,制度未恢,諸衛(wèi)軍營,或多窄狹,百司公署,無處興修。加以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絡繹無窮。僦賃之資,增添不定,貧乏之戶,供辦實難。而又屋宇交連,街衢湫隘,人夏有暑濕之苦,居常多煙火之憂。將便公私,須廣都邑,宜令所司于京師四面,別筑羅城。”世宗所建之“羅城”,周回48里233步,圍繞原來的唐汴州城而建,為了與汴州城相區(qū)別,號曰外城,也稱新城。北宋定都開封后,并未改變后周時期的城市格局,僅在此基礎上進行了多次大規(guī)模的增筑和修葺。特別是外城,考慮到它是東京城軍事防御的首要屏障,宋神宗時期還增筑了甕城、敵樓、馬面等城防建筑,完善了其軍事防御功能。
現(xiàn)已探明宋東京外城遺址的位置:宋東京外城城墻的四邊與今開封城墻的四邊基本平行,東西略短,南北稍長。其西墻基自南向北經五頃四村、南鄭門村、土城村、堌門村一線,北至今開封市林場北的護城堤處,全長7590米,方向為北偏東約10°。文物隊在西墻南段開挖了探溝,對墻基進行了重點解剖。經解剖可知,外城墻基全部用夯土版筑而成。“土城"名稱中的“土”由此而來,“土城”村命名的真正原因即在于此。
二、帶“崗、臺、丘”等字的地名背后的古文化遺址
古人居住的地方常稱“丘”或“邑”。丘、邑一般都建在向陽的高坡上,這樣的地方陽光充足,有利于身體健康,而且便于躲避水患,確保生命和財產安全。另外,居住地還要臨近水源,這樣方便人們飲食洗漱。居住在平原地帶的人們自然無“丘”可依,但他們會擇地筑臺將房子墊高,這些高臺通常叫做“丘”“岡”“崗”“京”“臺”等。《詩經·大雅·靈臺》就記載了周人建筑靈臺的情況:“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此即學術界所說的“高臺文化”。當年,夏后杼遷都后,以“老丘”命名新都,大概就源于所謂的“高臺文化”。于是我們可以認為過老丘,就是人們在原來的高地上又用土堆筑起來的高臺”。
開封的地形是典型的平原,它處于黃河沖積平原上。黃河是舉世聞名的“地上懸河",它從上游特別是黃土高原一帶攜帶大量泥沙進人廣闊的華北平原。進人平原后,由于地勢平坦,流速降低,泥沙便大量沉淀下來。這種現(xiàn)象在一馬平川的開封尤為明顯。清代河督靳輔在《治河奏績書》中說:“開封之境皆浮沙,河流迅駛,一經潰決,如奔馬掣電,瞬息數(shù)百丈,工程必大,而下埽更難。故前代河決之患,此地常十居七八。”“黃河之水,從來裹沙而行。水大則流急,而沙隨水去。水小則流緩,而沙停水漫。沙隨水去,則河身日深,而百川皆有所歸。沙停水漫,則河底日高,而旁溢無所底止。”歷史上黃河多次泛濫,洪水挾帶的泥沙大量淤積,改變了開封地區(qū)的地貌,許多歷史上的“高臺"逐漸變矮甚至被淤埋于地下。這些藏而不露的“高臺”成為古文化遺址尤其是早期考古學文化遺址的主要分布地,遺址附近的村莊也常用“丘”“岡”“崗”“京”“臺”等字命名。
在今開封杞縣,人們用“一溜十八崗”一句來概括當?shù)卮迕奶卣鳎庵府數(shù)卦S多村名中都有一個“崗”字。在今杞縣境內發(fā)現(xiàn)的早期考古學文化遺存也大多分布在這些帶“崗”字的村莊周圍。1989年和1990年秋季,鄭州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與開封市博物館、杞縣文管所組成聯(lián)合考古隊,在杞縣境內試掘或發(fā)掘了段崗、鹿臺崗、朱崗、牛角崗和竹林五處遺址,其中,僅竹林一處遺址不是以“崗”命名的。
段崗遺址:位于杞縣高陽鄉(xiāng)段崗村北,為一慢坡狀高地,東臨杞沙公路,北距縣城約6公里。我們發(fā)掘前,遺址南半部已遭嚴重破壞。遺址保存范圍為東西寬200米,南北長400米。1989年9月至11月的首次發(fā)掘分兩個區(qū)進行。第一區(qū)在遺址中部略偏西,開探方12個(探方規(guī)格為5×5平米,下同),文化層厚約1.5米,主要為東周文化層。第二區(qū)在遺址北部,距第一區(qū)50一80米,開探方14個、探溝兩條(探溝規(guī)格為2×10平米,下同),文化層厚約2米,含有龍山、二里頭、商代和東周文化層。1990年10月至11月的第二次發(fā)掘仍在第二區(qū)進行,開探方12個。兩次發(fā)掘面積共970平米,發(fā)現(xiàn)龍山、里頭、商周時期的灰坑共75個,灰溝3條,殘房基1處,墓葬2座。
朱崗遺址:位于杞縣城東約3公里處,朱崗村邊,北距惠濟河約1.2公里。遺址原為一處東西長約75米、南北寬約40米的坡狀臺地,后因村民長年取土而成為一片洼地,黃土裸露,文化層被毀壞殆盡。1989年秋季,在發(fā)掘段崗遺址的同時,聯(lián)合考古隊對該遺址進行了搶救性清理試掘,共清理出含二里頭文化的灰坑9個,獲得了一批實物資料,其中,二里頭文化陶器為大宗。
牛角崗遺址:位于杞縣西南10公里處,高陽鄉(xiāng)牛角崗村北,與段崗遺址相距約4公里。遺址原高于現(xiàn)今地表約2.5米,也是因村民長年取土而遭破壞。發(fā)掘時,生土層與毀壞殆盡的文化堆積相間,裸露在外。1989年秋在試掘朱崗遺址的同時,聯(lián)合考古隊對該遺址進行了清理試掘,共清理出殘破灰坑15個、殘房基址1處,出土了一些以反映二里頭文化為主的實物資料。其文化面貌與段崗遺址、朱崗遺址的同期文化面貌類似。
鹿臺崗遺址:位于杞縣裴村店鄉(xiāng)鹿臺崗村西部,西距縣城約12公里。遺址為一高出周圍地面2一3米的緩坡狀臺地,其南約500米處有惠濟河自西向東流過。遺址范圍為東西寬約120米,南北長約150米。遺址北高南低,遺址中心被村小學所壓。1989年10月,聯(lián)合考古隊在此進行試掘,開挖探溝3條,發(fā)現(xiàn)了龍山、先商、岳石、商代及東周時期的文化遺物,其中,先商文化和岳石文化的發(fā)現(xiàn)尤為重要。1990年8月至11月,考古隊在此進行了正式發(fā)掘,開探方20個,總發(fā)掘面積521平米。鹿臺崗遺址文化層堆積豐富,最厚處達6米,一般厚2一3米,計發(fā)現(xiàn)灰坑102個、灰溝7條、房基址17處、祭祀性建筑兩組,收獲了一批龍山、先商、岳石、商及東周等不同時期的文化遺物。
可見,在遙遠的古代,生活在今杞縣境內的先民們大多居住在高“崗”之上。這些所謂的“崗”和開封縣境內的“老丘”,應該有大致相同的地貌特征。
“繁臺”“鼓吹臺”:位于今開封城南的繁塔建在“繁臺”之上,禹王臺公園里有“鼓吹臺”遺址。“繁臺”和“鼓吹臺”都是開封的名勝古跡,“繁臺春色”是著名的“汴京八景”之一,“鼓吹臺”因春秋時期的大音樂家?guī)煏绯T诖舜底鄻菲鞫麚P天下。
三、“河、灣、堤”背后的古河道遺址
今日開封譽稱“北方水城”,這是有歷史淵源的。古時開封河湖眾多,水道四達,森林繁茂。戰(zhàn)國時期,魏惠王遷都大梁后,曾在開封附近開鑿鴻溝;隋煬帝開通的大運河,貫通開封地區(qū)全境;北宋時期,穿東京城而過的河道有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四條,其中汴河、蔡河、五丈河皆通漕運,曾被太祖喻為“京都三帶”。金、元之后的歷次黃河水患,河道總是首當其沖。這些河道逐漸被泥沙淹塞淤平,最終在明、清之際幾乎蕩然無存,在地面之上基本看不到了。如今,建在這些古河道遺址上或古河道遺址附近的村莊、街道,人們常常以“河、灣、堤”等字命名之。
“后河街”:位于今開封城區(qū)中山路以西、大紙坊街南側,西與延慶街相交。1984年8月,開封市市政工程公司要在中山路中段埋設大型下水管道。開封市文物工作隊在先期文物勘探中,在“后河街”東口的中山路地面下探明了唐、宋時期汴河上的古州橋遺址,并挖出了橋面和拱圈,清理了橋孔中的淤泥,對橋址進行了初步考察。州橋遺址位置的確定,為尋找汴河遺址提供了重要坐標。1988年,在州橋遺址東西兩側開展了重點文物勘探。在“后河街”東西一線地面下6.5一12米處,發(fā)現(xiàn)有汴河河床底部沉積淤泥,且較為普遍。
“后河街”名稱的由來,亦和歷史上的汴河有關。據(jù)《開封市鼓樓區(qū)地名錄》記載:“宋時汴河流經此處,東有州橋,西有浚儀橋,明代稱‘臭河兒’,后逐漸形成街道,名后河街”。《開封市地名詞條選編·二》記載更詳:“(后河街)系汴河故道,幾經黃河水患淤積成溝,明代稱臭河兒,后建房成街。”其后附的調查材料中說:“后河街,西起延慶街,東至開封皮鞋廠(今三毛時代購物廣場)后墻,長271米,寬8.5米,瀝青路面。新中國成立前有一條又窄又臭的小河,后來群眾陸續(xù)在兩岸搭起席棚,蓋草屋,河溝逐漸填平,形成街道。因為這條街在中山路的西面,南、北是小、大紙坊街,因位于這三條街的背后,又是一條‘死街’,群眾就起名叫后河街。”
“胭脂河街”:位于今開封城區(qū)自由路南側,西與“后河街”隔中山路相對。其名稱由來,也和歷史上的汴河有關。“明代汴河支流經此,后河床淤積,河水變淺。據(jù)傳,當?shù)鼗孛褫^多,宰殺牛羊,血水傾人河內,水呈胭脂色,稱胭脂河。后河床淤平成街,故名。1993年,開封市文物工作隊在附近區(qū)域配合基建進行考古勘探,探明了汴河故道的一段,并初步界定了宋代汴河上相國寺橋遺址的位置。
“干河沿”:位于今開封城區(qū)東南。在今開封軍用機場跳傘塔的北側有一村莊名曰“干河沿”,系因位于蔡河故道岸邊而得名。《開封名勝古跡散記》載:“(蔡河)經繁塔西方,由陳州門西邊的‘普濟水門'流出外城,東南經過今之干河沿村、赤倉村、萬隆崗村、大關頭村、小關頭村,流入潁淮。”據(jù)該村現(xiàn)存的一塊石碑記載,此村建于清乾隆年間,已有200多年歷史。據(jù)走訪村內的長者得知,因為當年建村時,這一段蔡河已完全淤塞、干涸,故取村名“干河沿”,舊時多寫做“乾河崖”。
“橫船灣”:《開封名勝古跡散記》漏掉了蔡河故道邊上的另一個村莊,那就是位于今開封市區(qū)東南約7公里處、西臨護城堤的“橫船灣”村。該村因位于蔡河故道一個拐彎處的岸邊而得名。據(jù)考證,“橫船灣”村原叫徐有村。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黃河決口,村莊被洪水淹沒。明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九月黃河再次決溢,濁流順蔡河向東南流去。河道轉彎處落淤尤甚,而徐有村正處于蔡河轉彎處附近,故水退后,附近河道變得又淺又窄。據(jù)傳,當時有一艘大船航經此處,擱淺,橫在了那里。后來,附近居民就以船代橋,來往通行,徐有村這一村名也逐漸被“橫船灣”所取代。
“汴河堤”:位于鄭開大道南、開封市第十八大街西側。2012年,為配合“大運河”申遺工作,開封市文物工作隊在開封城區(qū)以西開展了大規(guī)模專項考古調查,“汴河堤”村就位于本次調查所探明的汴河故道遺址南側。
除了以上地名外,開封地區(qū)與古河道遺址相關的地名還有“斗門、壩、閘”等。
北宋時期的汴河、蔡河等河流,枯水季節(jié),水少河淺,夏秋時節(jié)則常漲溢。當時為了保證漕運通暢,在流人京城的汴河、蔡河上下兩段修建了許多斗門、壩、閘、堰等水利工程,“依時開閉,調停水勢,應接綱船,不令邀滯”。如今,這些設施早已蕩然無存,但其遺址附近的村莊則多用“斗門、壩、閘”等水利設施的名字命名。
“斗門”:今開封市金明區(qū)金耀路以南、第十大街以西有一村莊名叫“斗門”。該村周圍還有三個村莊分別叫做“王斗門"“孫斗門"和“田斗門",這些村莊均位于已經探明的汴河故道沿線,其名稱應該都和汴河上的斗門遺址有關。
明李濂《汴京遺跡志》中記有許多閘的名稱及地點:“小木閘,在里城外之東南;惠濟閘,在陳州門外;獨樂閘,在城東南白墓子岡之東;赤倉閘在城東南赤倉保之西;萬龍閘在城東南赤倉保之南。以上諸閘,俱為蔡河而設,元末廢壞。洪武初重修,二十四年(1391年),黃河南徙,蔡河及閘皆為淤塞,不復可見矣。”
四、“門”背后的古代城門遺址
近年來的大量考古勘探發(fā)掘表明,開封城下共埋有六座城池:戰(zhàn)國時期魏大梁城、唐汴州城、五代及北宋時期的東京城、金汴京城、明開封城和清開封城。這六座城池疊壓在一起,地層自下而上所對應的朝代是由早到晚。除魏大梁城的位置與今開封城的位置略有偏差外,其他時期的城址與今開封城的城址大體吻合。拿城墻對比最有說服力:有的朝代的城墻和今開封城墻完全重疊,有的朝代城垣的四邊和今開封城墻的四邊兩兩平行,各朝代城墻層層套疊。這就是舉世罕見的“城摞城”現(xiàn)象。相應的,歷代開封城的城門,其名稱、位置也大體一致。
“曹門、宋門、大梁門”:今開封城的輪廓和框架源于唐代修建的汴州城。唐之后,歷代的開封城均是在前代開封城的基礎上,經改造擴建而成,“東京,唐之汴州,梁建為東都,后唐罷之,晉復為東京,國朝因其名。舊城周回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即唐汴州城,建中初,節(jié)度使李勉筑,國朝以來號曰闕城,亦曰里城。”今開封城的格局較唐汴州城未發(fā)生質的變化,甚至其部分城門名稱也沿襲1200余年前的唐代,例如,今開封東城墻上的宋門、曹門,西城墻上的大梁門,這些名稱就源自唐代的汴州城。
考古發(fā)現(xiàn)可印證一些文獻記載。2000年5月,開封市文物工作隊對大梁門內側北面緊鄰城門的一段城墻進行考古發(fā)掘,發(fā)現(xiàn)了修筑年代不同、修筑方法和形制也各不相同的三層古馬道遺址。三層古馬道疊壓在一起,宛如“疊羅漢”,真切地展示了“門摞門”的奇特景觀,為開封“城摞城”現(xiàn)象的研究增添了確鑿的證據(jù)。
“南正門”:位于開封新城區(qū)市政府對面、夷山大街西側。村名源于北宋東京城外城上的新鄭門遺址。據(jù)《東京夢華錄》記載:“東都外城方圓四十余里······西城一邊,其門有四:從南曰新鄭門;次曰西水門,汴河上水門也;次曰萬勝門;又次曰固子門;又次曰西北水門,乃金水河水門也。”東京外城“其高際天、堅壯雄偉”。新鄭門,后周時稱迎秋門。北宋初沿用后周舊名,太平興國四年(979年)改為順天門。因其西道路直通鄭州,本身又與內城西墻上的鄭門相對,故俗稱新鄭門。上世紀80年代初,開封宋城考古隊對宋東京外城遺址展開了田野調查,在“南正門"村北側發(fā)現(xiàn)了新鄭門遺址。2007一2012年,開封市文物工作隊對新鄭門遺址進行了復探,弄清了其準確位置和形制:門址為長方形甕城,南北長約160米,東西寬約100米,甕城墻體為夯土墻體,僅在城門和甕門處留有包磚痕跡。甕墻殘寬約20米,殘高4—9米,墻體底部距地表約10.5米,城門和甕門東西相向,分別開在甕城東、西墻的正中,均寬約30米。新鄭門遺址是目前已發(fā)現(xiàn)的外城諸門遺址中保存較完好的一處。自2012年起,開封市文物工作隊對其開展大規(guī)模考古發(fā)掘,目前,一期發(fā)掘任務已經完成,二期發(fā)掘正在有序進行。待發(fā)掘工作完成后,開封市擬在此規(guī)劃建設新鄭門遺址博物館,以弘揚大宋文化。
“北正門”:“南正門”村無疑系因位于新鄭門遺址南側而得名。原先,新鄭門遺址北側還有一村莊名叫“北正門”,該村在上世紀90年代開封大學老校區(qū)建設過程中被拆遷,后政府在該校區(qū)南門對面規(guī)劃建設了“北正門新區(qū)”。至于兩村為何稱“南正門、北正門”而不稱“南鄭門、北鄭門”,不外乎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千年相傳過程中的變異,人們誤將“鄭”傳為“正”。二是在外城的所有城門中,“唯南熏門、新鄭門、新宋門、封丘門,皆直門兩重,蓋此系四正門,皆留御路故也”。以“正”命名,目的是強調其系出自“正門”。
“固門”:開封市金明區(qū)西郊鄉(xiāng)有一村莊名曰“固門"。原先,村中有一條東西向的公路,公路將該村一分為二,路南稱前固門,路北稱后固門。村名源于北宋東京外城的固子門遺址。關于固子門的位置,除《東京夢華錄》有載之外,明陳所蘊《增建敵樓碑記》也有載。《增建敵樓碑記》曰:“其門尚有存宋時之名一一固子門本金耀門。”固子門這一名稱應源于該門附近的“固子橋"。歐陽修《歸田錄》中有:“······飲于固子橋,然則以壘石為固而名其橋,因以名其門也”。至于“固子橋”,未見有明確的記載,僅和維《愚見紀忘》中有:“汴之外城,門名各有意義,如云鄭門,以其通往鄭州也;如云酸棗門,以其通往延津,即舊酸棗縣也。其固子門,未知其義。近閱《宣和遺事》,內載上清寶篆宮成,浚壕,水深三丈,東則景龍門橋,西則天波門橋,二橋之下,壘石為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往來不絕。”北宋時期,金耀門與內城北墻天波門、景龍門外的天波門橋和景龍門橋東西相對,且三者之間有一條東西向大道直通,故俗稱金耀門為固子門。
2003年3月,在配合河南大學金明校區(qū)建設過程中,開封市文物工作隊在該校區(qū)的東北部探明了固子門遺址:門址為長方形,南北長32米,東西寬19米。門址位置8一11米深度有大量碎磚、殘瓦堆積,推測城門應為磚砌或墻體包磚,城門上還應有門樓建筑。門址以西還探明一甕城,平面亦呈長方形,南北長79米,東西寬45米,甕城拐角處為抹角,甕墻寬約9米。甕城有兩個甕門,一個位于南墻偏西處,另一個位于西墻偏北處,它們也均呈長方形。在甕圈內還發(fā)現(xiàn)了兩條道路遺跡,路土層距地表約11米,層厚0.2~0.3米,它們是連接城門與兩甕門的通道另外,在甕圈的西南部還發(fā)現(xiàn)一處火塘或地炕遺跡,推測應是當年守衛(wèi)固子門的軍隊所留。
“楊正門”:位于開封市中心東南約5公里處,省道327南側。村名源于村莊北側的古汴河遺址。“楊正門”原名“揚州門”。《汴京遺跡志》記載,明初曾在開封外城東南隅新開一城門,門外大道直向東南。該門鄰近外城東墻上著名的汴河東水門。因唐、宋時期汴河漕運可直通揚州等地,故這一新開的城門被命名為“揚州門”。后在城門附近形成一村莊,該村莊亦以此為名。1938年侵華日軍曾駐扎于此村,侵略者強迫村民東遷至今址。村名也慢慢演變成今天的“楊正門”。
五、帶“墳、崗”等字的地名背后的古代墓葬
開封位于黃河沖積大平原的東部,沃野千里,地勢低洼,土地潮濕。生活在這里的先民們,不僅生前擇“崗、臺、丘”而居,還安排死后于高處埋葬。今開封地區(qū)的古墓葬大多位于以“崗”命名的村莊附近,亦有部分古墓葬附近的村莊直接以“**墳”來稱呼。
“許村崗”:位于開封市杞縣轄區(qū)的最南端,東與商丘市太康縣為鄰,南距古渦河約8公里。據(jù)考證,此地在漢代屬于淮陽國的陽夏縣境。該村東北隅原有四座高大土冢,當?shù)厝朔Q之為“冢子”。1996年11月至次年5月,開封市文物工作隊在杞縣文管所的配合下,對四座土冢中最大的一座進行了考古發(fā)掘,清理出墓道、墓室,出土了一批玉器、鐵器、青銅器及精美的漆器等隨葬品。據(jù)《太康縣志·人物志》所引《水經注》云:“渦河之北,有漢溫令許續(xù)、許香墓碑。許續(xù),字嗣公,陳國(今河南淮陽)人,舉賢良,拜儀郎,遷溫令。延熹中(158一167年)立碑。許香,陳國陽夏人,東漢靈帝中平二年(185年)立碑。”據(jù)此推測,這四座土冢所在地應為漢代許續(xù)、許香家族墓地。考古發(fā)掘的那座墓是一個典型的木槨墓,其規(guī)模之大,在所發(fā)掘的豫東乃至整個中原地區(qū)的漢墓中實屬罕見,頗具學術研究價值。
“劉墳”:位于今開封新區(qū)第二大街和第三大街之間的安康路北側。有可能因開封新區(qū)的開發(fā)建設而被拆遷。“劉墳”村東部有清代劉昌墓,村莊即以此墓而得名。劉昌,字瀛洲,祥符縣人,明天啟五年(1625年)進士,明代官至吏部給事中。清建立后,劉昌降清。劉昌是降清的漢臣中的代表人物之一,累官至刑部尚書,后為少傅兼太子太傅,告老還鄉(xiāng)后居開封卒于清康熙九年(1670年),賜謚“勤僖”葬于開封西郊劉墳村。經考古調查,劉昌墓墓冢早已被淤埋于地下,墓室慘遭盜掘。墓室前有南北向神道一條,亦被淤埋于地下數(shù)米深處,神道兩側僅存石望柱、石馬、石人等石像生三對,頂端部分露出地表,保存基本完好。劉昌墓是今開封地區(qū)少見的大型清代早期官員墓,對研究開封地區(qū)的墓葬形制和喪葬風俗具有較高價值,于2008年6月被開封市人民政府列人第五批文物保護單位名單。
今開封地區(qū)古墓葬附近以“崗”“墳”等命名的村莊還有很多。如杞縣西寨鄉(xiāng)黃土崗村周圍有秦漢時期的古墓群,杞縣官莊鄉(xiāng)江陵崗村村邊有南朝的江淹墓,順河區(qū)土柏崗鄉(xiāng)崗西村東南有崗西漢墓群,等等;另如開封城南的孟墳、開封城東的王墳等,其村莊附近亦均有不同歷史時期的古墓葬。
六、結語
傳統(tǒng)地名中往往蘊涵著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通過對特定地區(qū)傳統(tǒng)地名的考證,來解讀其背后的考古學文化信息,不僅可以幫助我們認識、熟悉和記憶地名,還有助于我們了解一個地區(qū)的歷史及其社會發(fā)展的進程。
當今,隨著社會文化的不斷發(fā)展進步,人們對地名的文化內涵越來越重視。但是,在如何正確看待傳統(tǒng)地名問題上也出現(xiàn)了一些不好的苗頭,有些地方因盲目追求地名的“高大上”而誤人歧途。近年來,國內不斷出現(xiàn)地名之爭。另外,有些人主張更改部分傳統(tǒng)地名。比如,有人認為“開封”不如“汴梁、東京”叫著響亮,“駐馬店”沒有“汝南”聽著高雅,等等。殊不知,一些聽起來“老土”的地名,其背后往往隱藏著悠久的歷史;而一些所謂“高大上"的名稱,反倒華而不實,甚至會破壞、割斷文化的傳承。顯然,有些改名建議和舉動是不可取的。在給那些新建立的村落和街區(qū)命名時應先考察歷史、追本溯源,做到傳承有序,力求通過地名傳遞該地區(qū)準確的歷史文化信息。在今開封新的行政區(qū)劃和部分街道的命名中,就不乏正反兩個方面的例子:將開封縣調整為祥符區(qū)(“祥符”一詞源于北宋真宗時期的“天書”《大中祥符》);將開封郊區(qū)更名為金明區(qū)(“金明”一詞源于北宋時期的皇家園林金明池。前些年在開封郊區(qū)發(fā)現(xiàn)了金明池遺址),把新建設的廣場稱作金明廣場,把新開通的大道稱作金明大道——“祥符、金明”這些名稱不僅高雅大氣,也比較符合歷史事實。相反,今開封市區(qū)夷山大街、宋城路、魏都路等道路的命名均不太合適。夷山大街下面正好是宋東京外城遺址,故它才應取名為宋城路;解放大道毗鄰夷山遺址(在今鐵塔公園內),故它才應取名為夷山大街;魏都路不應在今開封城區(qū)的南部,而應在城區(qū)北部,現(xiàn)東京大道或復興大道中的一個應取名為魏都路,因為魏都大梁城遺址就位于今開封城區(qū)偏西北方向。
開封地區(qū)一些傳統(tǒng)村名、地名的由來,反映出古城開封歷史的悠久、文化的燦爛。本文通過對開封地區(qū)傳統(tǒng)地名中蘊涵的重要考古學信息進行考釋,初步揭示了不同類別地名的稱謂特點和不同性質的古文化遺址間的對應關系,歸納總結出了一些規(guī)律。我們應按照“合理懷疑,大膽推測、查閱文獻,經驗判讀、考古驗證”的步驟進行考古探索和研究。對待傳統(tǒng)的村名或地名也應如此,這樣有望找到更多的重要遺址。期望本研究能給廣大考古工作者帶來一些啟示。
文章作者:劉春迎
文章來源:《開封大學學報》2017年 第1期
選稿:何鉑羽
編輯:劉言
校對:羅舒平
審訂:洪珊
責編:羅舒平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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