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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香港的官方語言是中文還是英文：人心回歸，根在中華文化認同

作者：鄧立光（香港中文大學國學中心主任、教授）

香港因其獨特的發展歷程和發展環境，在文化上經歷了中西交流與碰撞，有著與眾不同的烙印和色彩。

尋根溯源，香港文化之根基在中華文化。香港人的組成以廣東人為主，香港文化也屬嶺南文化，可以說香港文化與內地文化同根同源。早在舊石器時代，我們的先民已在香港居住。在唐朝，安南都護府置屯門軍鎮，轄管地就已包括今日的香港，而屯門口岸是當時海外來華貿易者的必經之路。明朝時香港販運莞香，經石排灣(即香港仔)東北岸水路轉運至廣州，此販運莞香的港口稱為“香港”。1842年香港被英國割占之前，已經有村落聚族而居，而以船為家的“蛋家”，也是香港的常住居民。

今天，推動香港人心回歸，阻力在文化，希望亦在文化。

維多利亞港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見證香港“一國兩制”事業走過非凡歷程。資料圖片

英國帶來的文化，主要是為了殖民管治方便

大家都說，香港是中西文化交匯之地。香港文化的變化，始于英國的殖民統治，英國引入了殖民地政治架構，形成一套有別于當時清朝的政治制度。香港文化的發展在這個時候，逐漸與內地的母體文化產生距離。香港殖民地文化的傳播，不是一種正常的文化傳播情況，因為英國帶來的文化主要是為了管治方便，并非把英國文化全面移植到香港。

由于港英政府以英語為官方語言，因此香港人的主要語言是英語和粵語，至于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則放在不提倡不應用的位置。這樣香港日趨出現兩大類語言使用者，一類是懂英語的“精英階層”，另一類是不說或不懂英語的平民階層。

“精英階層”對中國沒有好感，他們是被塑造成忠實執行英國意旨的吏員。至于廣大的基層民眾依然生活在原來的文化傳統之中，過原來中國人的文化生活。因此，“精英階層”和基層民眾一直朝著兩個不同的方向發展。“精英階層”忠于英國而逐漸疏離祖國，一般民眾依然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加上他們主要來自內地，特別是廣東和福建這些與香港接近的省份，因此文化上與內地沒有沖突矛盾，民族感情沒有減損。內地有事情發生，香港方面常有支援，如發生在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回歸前后內地發生天災水患，香港人都積極解囊相助，表現了血濃于水的同胞之愛。

香港金紫荊廣場，各界青年參加國旗展示活動。資料圖片

香港文化亟待重新回到國家文化的懷抱

1997年香港回歸之后，香港的文化發展起了變化，出現了去中國化的傾向。在學校教育方面，如中國語文科二十六篇范文取消，中國歷史變成世界歷史的一部分且非必修，導致學生對中國文化的掌握嚴重弱化，對中國歷史的認知逐漸碎片化甚至一無所知。

教育上的去中國化，是導致新一代對中國了無感情、對民族漠不關心的根本原因。回歸以來，從幼兒園、小學到中學的基礎教育中，不少學生被強制灌輸反中內容及美化西方的政治和文化。結果是一些學子對于中國文化和中國政治產生嚴重的抵觸情緒，丑詆國族，以排斥中國為基本訴求。加上西方國家及其在港代理人的“政治攬炒”與媒體顛倒是非的文宣，香港有的年輕一代在這樣持續而全面的洗腦之下，不惜肆意破壞香港，港獨意識抬頭。

在香港回歸初期就讀小學、中學的，現在已多為人父母，他們有的在讀書時代已經接受敵視中華文化的教育，到了他們的下一代，就是時下的青少年及青年，也接受同樣的教育，所以香港文化的內涵和發展在最近20年中起了急劇變化。過去香港人勤勞拼搏的獅子山下精神(中華民族精神的表現形態)，消退轉變為追求幾個西方政治學概念的“反華急先鋒”。

不知不覺中，在香港市民認知里，中華傳統文化只剩下民間風俗及節慶的消遣，起不了與國家民族文化、時代精神融和共通的作用。但要看到，民間風俗、共鳴仍在，文化價值仍存，只是處于潛流狀態而已。香港文化發展經歷了20年來的嚴重挫折，與國家文化嚴重對立。香港文化要重新回到國家文化的懷抱，就需要積極且有針對性的措施。一旦措施得以提倡推動，潛流狀態下的文化精神便會重新顯現，使香港文化順利重新融入國家文化。

民族意識、文化精神、道德價值絕不能有“兩制”

教育是鑄造國民基本價值觀的最重要因素，香港教育必須啟用國家統編統用教材。為了香港下一代不再與國民大眾走向殊途，塑造民族意識、文化精神、道德價值的統編統用教材必須全國頒行，香港也絕無例外。“一國兩制”只限于社會制度不同，但民族意識、文化精神、道德價值絕不能有“兩制”。

“語文”“歷史”“道德與法治”三科教材必須全國一致，這樣我們的下一代才能不分地域，懷抱著共同的家國情懷來交流互動，才能生發民族凝聚力，人心回歸才能真正實現。要強化傳統文化教育，以實學實修重建學生的品德和世界觀。這是立大本，治本兼治標的關鍵，否則病灶不除，香港社會之亂亦必近憂不斷。

香港高級官員在正式的官方場合、重要的官方場合、高層級的會議中，應該用國通語發言。國通語是中國每一地域的官方場合都必須使用的，這是國家的基本文化格局，各地都得服從。一般公務員亦須考核國通語，有了這個官方對說國通語的要求，學校便會重視教習國通語，而港人之重視國通語自然水到渠成，這是香港文化融入國家文化的要項。

由于香港的文化環境在這20多年來，被敵對的政治勢力破壞，導致黑白顛倒、善惡不分，要改變港人的心態，必須讓青少年多與內地交流。只有他們踏足內地，耳聞目見內地的社會文化經濟發展的真實情況，才能逐漸改變他們思想感情中被植入的錯誤內容。可先從大灣區的交流互動開始，因為大家都說廣東話，所以大灣區城市更易于承擔起溝通交流的主要角色和責任。

香港文化與內地文化同根同源，一脈相承。只有重塑港人的文化認同，香港才能真正融入國家發展的時代洪流，東方明珠才能重新綻放璀璨光彩。

《光明日報》（ 2021年07月13日07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2、香港的官方語言是中文還是英文，香港人的英文

香港郊野公園里的告示牌。

為向公眾傳遞“自己垃圾 自己帶走”的環保信息，香港政府的漁農自然護理署想出一句奇怪的英文：“Take Your Litter Home.”這是不懂得玩文字游戲（wordplay）的典型例子。“Take Your Litter Home”的意思不是“自己垃圾 自己帶走”，而是“自己垃圾 自己帶回家”。問題是誰會把垃圾帶回家呢？我們又不是住在垃圾桶里。

公眾教育之目的，不是說服公眾做違反他們自身利益的事情，而是讓他們明白他們自身的利益與公眾利益相輔相成，即所謂“開明的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呼吁郊野公園的訪客把自己的垃圾帶回家，是將他們的“自身利益”放在“公眾利益”的對立面。這不是公眾教育，而是會產生負面影響、制造反效果的“公眾反教育”（public mis-education）。

如何用英文言簡意賅地表達“自己垃圾 自己帶走”的意思？我幾乎不假思索地想到的是“Leave No Litter Behind”。“Leave Behind”有丟下、撇下和忘了帶走的意思。用作口號，“Leave No Litter Behind”不只在意思上遠較“Take Your Litter Home”準確，還有調侃的味道，令領會個中幽默的人會心一笑。

在西方世界，“Leave No One Behind”是崇高的理想、鄭重的承諾和宏亮的口號。舉個例，聯合國全體193個成員國一致通過的“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所用的口號正是“Leave No One Behind”，旨在提醒各國在努力改善人民生活質量的過程中，不要忘記婦女、兒童和青少年等弱勢社群的福祉。

在如此“義正詞嚴”的語境下，“Leave No Litter Behind”既受惠于這個短語動詞長期以來建立的道德權威，也同時幽了這道德權威一默，豈不妙哉？

問題是公務員所屬的官僚系統自有一把聲音，美國文化學者高迪奇（Colin Dickey）稱之為“the bureaucratic voice”，即我們常常說的“官腔”。這套官腔的“語態”（也是voice）時而主動（active），時而被動（passive），但目的則一，就是要淡化、掩飾或隱藏官僚在事件中擔當的角色和應負的責任。

舉個例，美國的“警暴”問題嚴重，但警方、政府以至新聞媒體的說法往往是“涉及警務人員的開槍事件”（officer-involved shooting），而絕少直捷了當地說“警員開槍事件”。他們會說“發生了涉及警務人員的開槍事件”（An officer-involved shooting happened）。這樣的句法結構（syntactic structure）用上了主動語態，但“發生”（happened）是所謂“弱動詞”，沒有告訴讀者“誰開槍”這個關鍵事實。

政府和企業要文過飾非可以理解，但問責是新聞媒體的天職，萬萬不可將“官腔”變成一種新聞文體（journalese），不過“新聞媒體的聲音”（the journalistic voice）與官僚系統和企業的聲音（the corporate voice）已經變得愈來愈難以分辨。

其實政府、大企業和新聞媒體皆為建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關鍵時刻口徑一致并不出奇。12年前，美國政府、商界和傳媒異口同聲地將金融機構過度借貸和投機造成的全球信貸危機、信心崩潰、市場失效和企業倒閉，稱為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financial tsunami），目的是想讓世人相信這個危機就像2004年印度尼西亞地震引發的南亞大海嘯一樣，是非人力所能控制的自然大災難，因此無可避免，亦無人需要負責。在香港，貽笑大方的英文書寫隨處可見，但寫的人和看的人似乎都不以為意，證明香港人對英文的“辨錯能力”每況愈下。

任何語言皆有其用戶必須遵從——即所謂“規范性”（prescriptive）——的法則、邏輯、結構特征和構成方式，這是語言成為有效達意和溝通工具的先決條件。不然的話，語言不但無法學習，也無法使用。雖曰法則，雖為規范，不是沒有被時間和集體智慧（或集體愚昧）改寫的可能。

生活和習慣對語法特別是慣用法（usage）的演化當然有影響，但這是一個緩慢、漸進、由量變造成質變的過程。倘若每次犯上文法錯誤，就推說習非已經成是，生活和習慣已經把錯變成對，那語言用作溝通工具的功能將大大削弱。每個人所犯的錯誤總會有或細微或重大的差異。在一個“一人一文法”的世界，語言只會成為自說自話的眾聲喧嘩。

法治是英文的核心價值，這個“法”當然是指文法和語法。眾所周知，語法由一系列的規則組成。我們使用英文的能力，并不全然等于我們對這些法則的熟悉程度，卻與此大有關系。

我們需要訓練學生自小養成一種對英文的“是非觀念”，令他們能夠在閱讀時認出和寫作時避免不合語法和生硬的英文。我稱這種能力為“辨錯能力”（error detection），一個辨錯能力高的學生，就是一個有自我糾正能力（self-correcting）的學生。

老師要建立一個學生常犯錯誤的層次體系（a hierarchy of common errors），然后按照學生的能力水平和學習進度，逐級提升他們的辨錯能力。若學生經常犯所謂“低級錯誤”（making mistakes below one's level），可能表示他是個有名無實的某年級學生，例如一個經常犯低級錯誤的大學生只是個名義上的大學生。學生的能力差異越大，用作學生真正能力檢測工具的常犯錯誤層次體系便越有用。

林沛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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