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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末民初涼山彝族：清朝冷知識——清朝時和彝族的關系

彝族是古羌人先后南下在長時期發展過程中與西南土著部落融合而成的民族，活動范圍曾遍及今云南、四川、貴州三省，其核心是三省毗連的廣大地區。他們多自稱為納蘇、諾蘇或聶蘇，各地還有許多種不同稱呼的較小支系。

涼山彝族奴隸占有制的保持清初康熙、雍正年間，彝族及其影響所及地區保持奴隸占有制的，可以下列三個地區為代表：一個是包括水西（今貴州大方）、建昌（今四川涼山一帶）、烏撒（今貴州威寧）、烏蒙（今云南昭通）等地的云、貴、川三省毗連地區；一個是云南省元江、新平縣的魯魁山一帶；一個是貴州安順府（今安順一帶）彝族土司控制下的布依族分布地區。只有涼山彝族的奴隸制度迄至1840年仍然保存下來，并且在其后的歲月里繼續有所發展。

清代初年，涼山腹心，除少數平壩地區地理氣候條件優越、農業早有發展外，其余大部分山區仍然“箐林叢密”，“住牧原無定所”。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腹心地區“生番游牧其間，并無定址”的情況，仍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這種游牧無定址的生產力不發達狀況，決定了那些沒有受過土司封號的所謂“生番”，實即黑彝家支統治地區，始終沒有停止過對鄰近產糧區居民包括漢人的劫掠。如康熙五十五年（17），越巂衛鄰近地區的“阿羊”彝族，“搶奪綁虜，為害甚多”。乾隆十五年（1750年），涼山彝族“每每有此處蠻人，私竊彼處蠻人牛馬及虜綁人口，甚至潛赴內地竊取漢人牲畜，或于柴山見行人寥落而被擄奪者。”隨著涼山邊緣地區漢族居民的日益增加，特別自嘉慶元年（1796）川楚陜白蓮教大起義爆發以后，川東、川北一帶的大量漢族農民涌往寧遠府（今西昌）屬土司地區墾荒，使“熟番”地區的社會生產力有所增長。

如嘉慶九年（1804）越巂廳（今越西）大維山一帶的火山，就是以“寧遠府屬夷人”雇內地漢民“承佃火耨”而得名。隨著鋤耕與犁耕的進一步開展，道光十八年（1838），涼山一些地方已是“一半老林，一半墾地”。墾荒的漢佃與彝族群眾之間“百余年來彼此相安無事”，即在土司保護下不受彝族奴隸主階級的劫掠。但這并不說明這類地區的奴隸制生產關系已經廢除。

這是因為：第一，這種由漢佃直接向土司承租土地的租佃關系，仍然是一種奴隸制的剝削關系，以1797年由云南進入涼山交腳、三灣河一帶墾荒的漢佃張照福等為例，他們向彝族河東土司安世裔承租土地，不僅要向土司上佃納租，并且要受黑彝八吃（八且）與土目阿什（阿碩）家一再的借口勒索。租谷的交納也是隨時加碼，“諸多不法”。第二，早在康熙四年（65）七月，康熙帝根據貴州總督楊茂勛的奏疏交“下部議”：凡屬苗彝各族“自相仇殺”，沒有侵犯清政府所派流官統治的地方，止須照舊例，“講明曲直處置輸服，申報存案”。這種辦法一直沿襲下來。這就是說，彝族奴隸主階級仍然可以在內部進行冤家械斗，或到其他少數民族地區劫掠人口財物，不會受到清王朝的干預。這樣的“下部議”只要付諸實施，當然同樣適用于“熟番”與“生番”地區。隨著十九世紀初年以來“熟番”地區的普遍開墾與農業生產的日益發展，原來以畜牧為主、農業為輔的特點就逐漸發生變化。

十九世紀末年，涼山東部雷波、馬邊、屏山一帶彝區，已經是農業發達，只有山頂和山坡上才有荊棘林，漢人稱之為老林，其余地方則種上莊稼。同時他們還“經營畜牧業以供自己消費，有大片的牧場和大群的奶牛、羊子”。這表明農業已經有超過畜牧業的發展趨勢。在生產關系方面，彝族奴隸制的發展，也是和漢族居民區的恢復與發展分不開的。隨著建昌、雷波等地漢族居民區的恢復與發展，首先是在漢族商民大力經營下，礦冶業包括銅、鉛、銀等礦得到開采，至十九世紀末，礦硐就達十四處之多。這就大大刺激了上述漢族與其他民族地區農副業生產的發展，也大大刺激了涼山腹心地區彝族奴隸主階級的貪欲。隨著涼山邊緣地區駐防官兵的外調鎮壓白蓮教起義與防務的空虛，涼山彝族奴隸主至邊緣漢族居民區頻繁地掠奪。他們“擄掠漢人，并不殺害，只圖帶回代為種地力役之用，并聞有轉賣他族番人以圖獲利者”。

涼山彝族奴隸主階級的出掠，嘉慶七、八、九年間，大抵先在東面的雷波、馬邊、峨邊，繼而發展至西面的越巂等地區。道光年間、再發展至涼山腹心的“巴蠻”，與云南東川府巧家廳（今巧家縣）所屬江外二十一寨的“滇蠻”“互相勾結，時出滋擾”。光緒年間，更進一步發展至“巴蠻”渡過金沙江，前往云南的永善與巧家劫掠。清朝末年，涼山彝族奴隸主的出掠有增無已。他們“連年捆擄邊民，互相轉售。購得之家，驅使同于馬牛，桎梏甚于囚虜。偶有脫逃，又落于他夷之手，視為奇貨，虐使如前。又以所獲婦女，強使匹配，所生子女，謂之娃子，使為服役，如此裹脅，漸致強大”。這樣，宣統元年（1909），涼山沿邊州縣清查近三年被擄漢人數字，“有案可稽者，計被殺男婦一千六百六十余名，被擄男婦四千三百余名。除查有主名，勒令坐班夷支繳出者僅六百三十余名外，余三千六百五十余名，遂至不可究詰。搶去名（民）間牛馬牲畜二萬余只，什物財產喪失者又稱是”。這就無怪乎清末“涼山沿邊各廳州縣，戶口凋零，較之乾嘉盛時，十不及四，疆宇日削”。

而另一方面，彝區人口卻有迅速的增加。雍正十年（1732），涼山地區只有“十數萬彝倮”，這時，“統計黑夷人眾，不過一、二萬戶，而所轄白夷娃子，已至七、八萬戶”。合計九、十萬戶，約四、五十萬人。由上可見，涼山彝族奴隸制之所以從清初到清末繼續得到保存，歸根結底，在于存在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所謂“生番”地區，以及招致漢民開墾生產力逐漸有所提高的所謂“熟番”地區。兩類地區的共同點，是繼續保持奴隸制的政權機關，繼續維持奴隸制的等級關系與對其他部落或民族的劫掠。區別在于：“生番”地區繼續俘虜漢人為奴，“熟番”地區基本上不虜漢人為奴。隨著涼山腹心地區黑彝家支反對土司斗爭的發展，將土司予以消滅或逐漸驅趕至邊緣地區，就使原來繼續俘虜漢人為奴的“生番”地區進一步擴大，便那些原系土司所轄的“熟番”地區，也變成照樣俘虜漢人為奴的“生番”地區。這樣，到了清朝末年，原來所謂“熟番”、“生番”的概念也逐漸被廢棄，而為“淺山”與“深山”所取代。

土司制度下奴隸制經濟向封建領主經濟的過渡在清代若干彝族地區，出現了土司制度下奴隸制經濟向封建領主經濟的過渡。這是在繼續保持土司、土目的大土地所有制下進行的。

雖然雍正年間清朝在彝族地區較為普遍地推行了改土歸流，亦即以有任期的流官代替世襲的土官，但在部分彝族地區，由于各種歷史原因，仍有一些土官保留下來。如云南新平縣土縣丞楊宗周，原系魯魁山彝族頭目，于康熙二十七年（88）由臨安知府黃明等招撫授職，90年沒有附合土巡檢李尚義為首的反清活動，繼續傳襲到清朝末年。又如云南武定縣慕連土舍那德宏，于雍正八年因“隨征烏蒙”敘功受封，也傳襲到清末。再如云南新平巖旺土把總李顯智，以乾隆三年隨父毓芳“討逆有功”授職，傳襲到解放前的大惡霸李潤之。

清沿襲明制，不予土官俸給，土官還須有所貢納、征發。作為大貴族奴隸主的土司及其屬下員司土目，要維持一定的政權機關，在對所屬奴隸群眾進行直接占有的同時，必須在所轄地區保持一定范圍的大土地所有制。如云南那德宏在雍正八年初立為武定慕連土舍時，所屬地區東至十六角村、知利，與祿勸縣相連；西到水田大河，與環州土司相接；南到插甸；北到金沙江邊，其中有上下各十三村。直到道光初年，這里還沒有出現土地買賣。其所以在保持土官大土地所有制下出現奴隸制經濟向封建領主經濟的過渡，主要取決于下述兩個因素：

一是對外掠奪奴隸來源的枯竭。自康熙、雍正年間，清政府在東川、烏蒙、鎮雄等地大力推行改流，沉重地打擊了土司、土目奴隸主的殘余勢力，不僅武定地區繼承了明萬歷年間平定鳳阿克之后“遂悉置流官”的形勢，并且從根本上斷絕了在境外結合其他彝族土官進行反清的可能。因此，盡管那德宏在雍正八年被授為慕連土舍，但已經失去了對外劫掠其他民族為奴與彝族頭目間相互劫掠奴隸的能力。

這種奴隸來源的枯竭與其他條件相配合，就不能不在這一地區開始封建化的進程。

二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在奴隸制度下，奴隸主對內的殘酷剝削與對外的肆意劫掠人口財產，使奴隸群眾從根本上喪失了勞動的興趣，從而不能不導致社會生產的停滯不前，甚而造成嚴重的破壞。明代后期，武定軍民府鳳氏“藉土衙之勢索取夷民，民畏之如虎，甘為盜賊劫掠以應其求，盡歸于土府”。這種夷民甘為盜賊劫掠的情況必然導致社會生產的嚴重荒廢。直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清朝平息竊據武定撒甸一帶彝族頭目常應運的反抗時，仍然是在大片“荒甸”的地方用兵，就可以充分證明這一點。

與奴隸主的對內殘酷壓迫、對外掠奪相比，封建領主讓農奴依附在土地上進行定額地租剝削，社會秩序還比較安定，從而有可能使社會生產力獲得一定的恢復與發展。自雍正年間以來，武定慕蓮地區農奴在領主那德宏及其后人統治下，在山嶺起伏、溝澗縱橫、肚大口小的低洼地帶，修建了能夠容納山洪的壩塘，并在半山與河谷地區修建大量的梯田，利用壩塘積水培育秧苗與灌溉稻田，其中有全縣最大的萬德壩塘，可灌溉水稻田170多畝。與此同時，當劫掠斂跡后，比較安定和平的民族關系可以出現，較為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就比較容易獲得傳播與推廣。

在對外掠奪奴隸來源枯竭與社會生產力取得發展的新形勢下，貴族奴隸主對廣大奴隸群眾的直接占有難以繼續，農奴對領主的依附關系就日益發展。

清代中葉，這種奴隸制經濟向封建領主經濟的轉化或者農奴對領主封建依附關系的發展，可從嘉慶年間水西地區流傳下來的三份彝文田契顯示一斑。其中一份，寫明農奴阿勾巴租種土目領主燕翼堂安的勃那意吐型地一片，交頂銀五十兩，年交稻谷租二大斗五升，旱地租一大斗。并講明：“今后糧清糧款，作事夫役，大派小派，隨喚隨到，阿勾巴子孫永遠管業。以后如糧租不清，大派小派夫役，不能隨喚隨到，由官家扯土，另安他人，阿勾巴子孫并無異言。”另有租與農奴阿木的兩份田契，主要內容基本相同。這里既不是奴隸制的直接強制，也不是單純的經濟剝削。而是由于農奴租種了土目領主的土地，因而產生了除交租糧外，還有各種夫役、派款等經濟外強制。如果農奴不能履行這種經濟剝削與經濟外強制，領主的土地就要收回。這就將租種土地產生的經濟剝削與封建性質的人身依附關系緊緊地結合在一起。

自然，在繼續保持土目大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土目在政治統治上仍然掌握了很大的權力，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決不是一帆風順的。清代前期至中期，水西有的地區奴隸制仍然十分活躍，有的地區則保留嚴重的奴隸制殘余。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三月初一日，貴州大定府悅服里步武（補露）土目安沙巴及孫安智，將角灣子地方一塊佃給一個叫不修（麻栽爺爺）的，這個不修除交頂銀前后共十九兩銀子外，并寫明“以后子孫萬萬代，一代抽一個當‘直’（奴隸）。官家生了一個孩子，要出一兩或二兩銀子，要出一壇或二壇酒。另外我家該出十兩零八錢銀子給官家”。結合解放后在貴州威寧地區的調查，這種“一代抽一個當‘直’”的關系，就是家外娃子（分居奴）耕種“人租地”，每代必須交納人租一個的關系。這又是奴隸制殘余在水西地區長期得到保存的表現。

改土歸流的有效推行與封建地主經濟的發展

在清代若干彝族地區，除出現土司制度下奴隸制經濟向封建領主經濟過渡外，在其他若干彝族地區，由于改土歸流的有效推行，也出現了奴隸制經濟直接向封建地主經濟的過渡。

清代彝族地區的改土歸流，可以雍正年間東川、烏蒙、鎮雄彝族土司土目的改流為代表。雍正以前，這里還保留著奴隸占有制度。云南巡撫鄂爾泰于雍正四年十二月奏陳由威寧到東川彝族土司土目統治區內所目睹的情況：“三百六十里內人煙俱寂，雞犬無聞”。“田皆蒿萊，地盡荊棘，耕種不施，漁樵絕跡”。社會生產力發展受到嚴重的阻礙與破壞。鄂爾泰在上述彝族地區推行改土歸流所采取的策略是，在陸續調集軍隊陳兵邊境的同時，先行分化土司、土目內部的團結。烏蒙府城發生了奴隸主暴亂，殺害了烏蒙鎮總兵劉起元等人。從而迫使鄂爾泰飛調滇、黔官、土兵一萬數千人，對東川、烏蒙、鎮雄等地的奴隸主武裝進行大規模的粉碎性的打擊，使之一蹶不振，并為奴隸制經濟向封建地主經濟的直接過渡，創造了一個迅速發展的先例。

其具體措施是：軍事上加強安營設汛，防止涼山彝族奴隸主的勢力越過金沙江卷土重來；政治上慎選能員，以“人地相宜”的徐成貞為昭通總兵；著眼于恢復與發展經濟，早在1727年初，就陸續招集墾民墾荒，繼而將原屬土司土目現在無業的田地賞給兵丁。“并量與牛種銀兩，勸令開墾”。1731年初，當“魯甸涼山等數百寨盡平”之后，又對避亂逃亡及被脅從的，無論漢回彝苗，“概令招撫，悉予安插”，于是“歸而完聚者數萬戶”。1731年底，繼鄂爾泰擔任云貴總督的高其倬，又采取了進一步的措施：首先從尋甸各州招得“習于耕稼”的農民一千戶，限期趕赴昭通；其次將昭通之田分為熟水、生水、熟旱、生旱田四種，分別授與；尤為重要的是：將“所給與兵民夷戶之田，俱令于分給之始，即立清界限，以杜將來紛爭影射之葛藤。其田按年陸續收其稻谷，照時價計算，扣還工本，扣清之后即令起科其田給與執照，永遠為業”。這種既承認勞動者的土地所有權，又從生產資金方面給予借貸的政策，極大地鼓勵了勞動者的生產熱情，大約只經歷了十多年，就出現了改流前后迥然不同的變化。在改流前的1726年，是“昔日土酋，好逸惡勞，不喜耕種，縱容部落，不時搶劫人口，擄掠牲畜，販賣為生，習成慣技”。而在改流后的乾隆十一年（1746），則是“數年以來，招徠開墾，野無曠土，商賈輻輳，漢土民夷，比屋而居，廬舍稠密，已與內地氣象無二”。

在向封建地主經濟過渡中，并非所有地區都要經過改土歸流。如康熙二十七年授職的新平土縣丞楊宗周，乾隆三年因軍功議敘的新平土千總邱國良，都是直到清朝末年子孫世襲，轄區四至分明，保持著土司封建領主的大土地所有制。但至乾隆三年，土弁李毓芳在新平所屬地方“新買者甸岡、丫租等田”，其中者甸岡計九畝八分二厘，“年收京斗租谷二十四石，納秋糧四斗八升五勺”。表明這里的地主經濟已在領主制周圍取得進展，并對后者進行沖擊。又如道光年間云南武定慕蓮土舍所屬練頭聯合群眾，要求在轄區內自由買賣土地。土司被迫承認，允許有田戶以后只交納一份官租，這就以容許地主經濟發展的方式破壞了領主制的完整。再如清朝末年，貴州威寧龍街、牛棚、大官寨等地仍然保存土目封建領主的大土地所有制，鄰近的灼圃地區卻由于土目絕嗣，地產歸公，折價出售，從而使這一地區的地主富農經濟逐漸居于統治地位。

源遠流長的民族文化與風俗習慣除少數后進地區外，各地彝族有著長時期從事農業生產的歷史。正是從農業生產實踐中，彝族人民積累了許多有關天文氣象的知識。如在云南景東縣，彝族群眾把長時期以來觀察天象變化的經驗編成許多農諺。在云南牟定縣，當地部分彝族老農根據春雷第一聲的時間和方位，能夠正確地預測當年雨季開始的遲早和雨量豐欠的情況。在四川涼山，彝族群眾在自己的生產實踐中，采用了根據物候定農時的方法，并進一步把農時與天象聯系起來，根據日出點和日落點的位置變化確定農時，確定該種某一種作物。

在對疾病醫療方面，彝族群眾中間也蘊藏著許多寶貴的經驗。如云南楚雄、祿勸縣的《齊書蘇》（意為配藥方的書），貴州畢節地區的《尋藥找藥經》，四川涼山地區的《獻藥供牲經》，都可以說是當地彝族醫療經驗的總結。許多民間醫生運用世代相傳的醫療經驗，把一些動植物和礦物制成各種土藥，能治療多種疾病。還有扎針、接骨、熏洗、按摩、拔火罐等外科手術。并對牲畜的疾病進行治療。但是，在一些地區，醫療經驗被公開宣揚宗教迷信的畢摩所禁錮，未能獲得健康的發展。

彝族有初創于隋唐，至明代已趨成熟的標音節文字，明清以來，各地流傳不少用紙書寫的彝文經典，包括歷法、天文、譜牒、詩文、神話、歷史以及畢摩所使用的祭經與占卜經等典籍，內容十分豐富。各地還有一些彝文鑄銅、碑刻、圖章、書信、契約、借條等，多系明清兩代保留下來的文物。彝族民間有豐富的文學寶藏，許多手抄本基本上可以劃入文學作品的范疇，絕大部分是世代傳誦、并不斷錘煉豐富的民間口頭文學，它們涉及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彝族民間有各式各樣的傳統曲調，無論男女老少都能唱上幾首，它是彝族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各地山歌與傳統曲調一樣，豐富多彩，美不勝收。彝族民間還有各種舞蹈伴奏曲和樂器曲，樂器種類不少，通常以管弦為主。舞蹈是彝族人民文化生活中一項不可缺少的內容，最流行的是集體性質的“跳樂”，基本動作各地相去不遠。涼山彝族地區還有一種宮廷舞，淵源可以追溯至隋唐時期，以后由彝族茲莫（土司）繼承與保留下來。各彝族地區還保留一些其他的古老舞蹈形式，包括征戰舞、斗牛舞、斗雞舞、點蕎子舞、點玉米舞等。

彝族群眾流行多神崇拜，具有濃厚的原始宗教色彩，可區分為自然崇拜、靈物崇拜、鬼魂崇拜、祖先崇拜等數種，而以祖先崇拜的儀式最為隆重。最普遍流行于各地的是祭龍，大多以樹或水塘為代表。在眾多神靈中已出現天神的概念，但不過是人間茲莫或者土司的化身。彝族祭司多稱畢摩，由男性擔任。通曉彝文，通常父子相傳，少數拜師受業。凡遇打冤家、婚姻、疾病、狩獵、出行，以及遇有異象異夢等，都要請畢摩占卜，以預測吉兇禍福。此外，彝族民間還流行“神判”，有撈油鍋、漂燈草、端紅鏵、嚼米等數種，負者須接受制裁。

父系小家庭是各地彝族社會生產和消費的基本單位，諸子婚后即與父母分居，幼子往往和父母住在一起。遺產由男子繼承，絕業歸近親所有，女兒只能分得部分動產。彝族歷史上盛行父子連名制。1840年以前，涼山彝族婦女在某些方面仍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在奴隸制與封建領主制的統治下，若干彝族地區盛行等級內婚，主要是黑彝與白彝之間絕對禁止婚配。許多地區盛行收繼婚，多系丈夫死后續嫁夫兄弟。在婚姻對象選擇上，交表婚十分流行。一夫一妻制是彝族社會的基本婚姻制度，少數統治者有多妻的現象。

彝族歷史上盛行火葬。明清以來，隨著改土歸流的貫徹執行，在流官政府的刻意提倡下，許多彝族地區已逐步廢除火葬，改用棺木土葬。涼山地區的火葬在奴隸制度下一直繼續流行。

各地彝族有一些標志民族傳統的節日，其中，流行甚廣而又隆重舉行的是火把節。四川、云南一般在夏歷六月二十四日，貴州多在六月初六。在云南彌勒西山和路南圭山，每年冬日要過密枝節。貴州和云南東北地區的某些彝族，還有夏歷六月過小年、冬月過大年的習慣。

2、清末民初涼山彝族，在涼山還有這么一個民族

進入大涼山封閉的地形，

如同墜入甕底，走進未知，

外面世界的生活被拋諸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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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涼山

遙遠、孤絕，半山腰云遮霧繞

猶如置身《指環王》里的迷霧山脈

從沒有哪個地方能讓人感到如此遙遠和荒涼。論高寒，大涼山遠比不上西藏；論遙遠，它根本算不得邊陲。但你就是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左思右想，可能是因為地理環境的緣故。

大涼山這個地方堪稱孤絕，其間山巒起伏，形貌粗糲，咄咄逼人。隨處都有兩河的支流把土地切開，最偏遠的地方尚不通路，騎馬騎騾子進去，一走就是一整天。

這里風景絕美，到處都有竹林蒼柏，濕氣懸在半空凝成云霧，掛在半山腰上，終年云遮霧繞。山腳下是農田，黃色一片，中間星星點點人家，灰瓦白墻，感覺身在《指環王》里的迷霧山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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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涼山

山勢險峻、寒冷閉塞

卻隨處能看到彝家世代相承的風俗

來到美姑、昭覺、布拖也就進入了真正的彝人領地。這里的山勢明顯險峻，查看地圖會發現，在美姑和雷波之間貫穿的山嶺就是大涼山的主脈。這里寒冷、閉塞、交通不便，加上彝人社會自成體系，不受外界影響，即便今天在這里行走，仍能隨處看到彝家世代傳承下來的風俗。

彝族人雖然日常已經幾乎不穿民族服飾，但毛氈和察爾瓦是要穿的，頭套也要戴。在彝區行走，你經常能看到穿著中山裝的男人頭上戴著頭套，天菩薩高高地卷向右側，身上披一條羊毛披風。這樣的穿著與當地氣候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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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人家

神圣的火塘和簡樸的家

最能領略“地氣”和“煙火氣”

彝寨典型的造型是夯土瓦板房，屋頂一層層穿枋形成獨特結構，整個架構通過木榫鑲嵌固定，不用一釘一鉚。屋內都有火塘，即便在不涼不熱的春秋時節，這里的火塘也需要終日燒火，不僅僅是因為寒冷，更多的來自對火的崇拜。彝族火塘是一個家庭中神圣的地方，過年的時候，火塘里的火不能熄滅，全家老幼都要輪流睡在火塘邊守歲。

典型的彝族人家沒有床，屋內設有二層，登一木梯上去，那鋪著茅草堆的地方就是床，講究一點的在一層設有隔間，女主人和男主人分睡兩間，或女主人睡后室。臥室逼仄，燈光昏暗。人們夜里不脫衣，僅脫下最外層的察爾瓦當床褥，再將毛氈緊緊一裹，倚著茅草堆互道晚安。

彝人家里也沒什么家具。在我們走訪過的彝宅，最奢華的也僅擁有一臺液晶電視，多數只有一個五斗櫥，用舊的柜子就胡亂放在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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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摩

受尊敬的人

掌管彝人社會的文明成果

在一位世傳畢摩家里，為了滿足我們看傳世經文的愿望，年僅27歲的畢摩呼朋引伴，就著我們手電筒的微弱的光，花了足足40分鐘才艱難地開啟了那柜子。他將灰頭土臉的經文箱抱出門外，撣一撣身上的灰，滿足地說：“哈，不臟，挺干凈。”

逢婚喪嫁娶，大病小災，不詳兇兆，甚至嬰兒賜名，彝人都習慣請一位畢摩來家做場法事。請哪位畢摩要事先占卜，一次不行，而是三次，算準了之后盛情邀請，畢摩無論愿不愿意，都得應邀前來，不管相去多遠，路途多難。

畢摩是一群被認作生活于神與鬼之間的人，社會無論哪個等級（彝人解放前保持奴隸制，等級分明，茲莫、土司為統治者，少部分地區由作為諾伙的黑彝管理），都對其恭恭敬敬。他們掌管著彝族社會的天文、歷法、文字、傳說、建筑、歷史等一切彝人社會的文明成果，不僅識得現代彝文，甚至上古的古老彝文也能輕松念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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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事

一進門

仿佛穿越到千年以前的世界

那天天色向晚，我們冒雨出發前往一戶人家。此前經我們再三懇請，一位畢摩答應讓我們全程觀看一場法事。主人家女兒患有肺結核，父母希望做一場法事驅走病鬼。那人家遠在美姑縣十公里以外的小村，一路上人煙稀少，出發五公里后再見不到任何村民，四處漆黑，道路顛簸，一條小河水勢漸漲，在耳邊發出孤寂的聲響。

我很懷疑是不是走錯了方向，直到無路可走，必須下車，我們才發現需要淌水過河，那戶人家就在對面山上，山間隱約閃動黃豆大的一點光。有人前來迎接我們，低頭一看，小小的兩個孩子，大約8、9歲，他們卻自稱一個16，另一個14。他們熟練地涉水而過，我們則在河邊窘迫地脫鞋脫襪，歸置攝影器材。

一進門，仿佛穿越到了千年以前的世界。我不知我真正看到了什么，只覺得這一趟行程已把我顛覆得頭疼腦脹，雙目暈眩。但這正是我此行的目的，也是我多年以前的愿望：要去荒僻的地方，了解那里人們的生活，了解他們的思想和文化，了解他們的苦痛與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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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塹

多虧了天塹般的屏障

傳統得以保存

大涼山的諾蘇人是很好的樣本。這個分支的彝人在漫長的遷徙中最終選擇此地定居，大概是看中了這里的封閉獨立。

多虧了這道天塹一樣的屏障，我們在這里看到了保存完好的原始巫術；聽到了被大多數民族棄之不用的發聲器官發出的奇特的語音；那些只有在博物館里才能看到的，刻在獸骨上的原始象形文字，我們可以輕松地捧在手心；“血統純正”的黑彝講起一百多年的家族故事，像講一個尚且在世的兄弟的家事一般熟悉；而在畢摩那里，這樣的家族故事往往要往前推進以兩千年。

涼山、彝族一個在繁華文明之外的世界，還在默默講述著他古老而神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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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溫瑤

文章攝影丨楊松

本文關鍵詞：解放前的涼山彝族，涼山彝族歷史幾千年的，平息涼山彝族奴隸主武裝叛亂，1956年涼山彝族，涼山彝族的歷史情況。這就是關于《清末民初涼山彝族，清朝冷知識——清朝時和彝族的關系》的所有內容，希望對您能有所幫助！更多的知識請繼續關注《犇涌向乾》百科知識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