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北大紅樓前身】，今天乾乾小編給您分享一下，如果對您有所幫助別忘了關注本站哦。

1、北大紅樓前身：北大紅樓 不僅僅是五四事件的策源地

位于紅樓一層的《新潮》雜志社社址

約翰·詹布魯恩拍攝的“五四”當天學生游行照片

西德尼·甘博拍攝的6月28日學生在總統府前露宿的照片

1920年代紅樓全貌

本次尋訪所到的三個地點示意圖（繪圖 尹戈）

掃碼觀看尋訪相關視頻 ◎本報記者 張艷艷

編者按

一百年風雨兼程，一百年滄桑巨變。今天，“五四”的吶喊仍然響徹國人心中，本刊近兩日已刊發“五四”先驅李大釗、沈尹默后代懷思專版和當代學人對“五四”的重新認識，今日再推出本報組織的人文尋訪活動，帶領讀者重走北大紅樓、《新青年》編輯部等歷史地標。

“五四精神”世代相承，指引著成千上萬的中國青年向善向上。

5月2日

傳承

“五四”先驅李大釗、沈尹默后代專訪，講述那一代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

5月3日

解讀

新一代學人馬勇、唐小兵深度剖析現代中國啟蒙運動的來龍去脈、歷史意義

5月4日

尋訪

北京檔案館知名胡同專家王蘭順帶領讀者和學生，重走《新青年》編輯部、北大紅樓等“五四”地標（見10、11、12版）

在故宮東北角的沙灘地區，靜靜坐落著一座紅磚紅瓦的建筑，這便是北京乃至中國紅色文化的起點所在——北大紅樓。提到五四運動，便不可不提北大紅樓，因為這里是五四事件的策源地，也是五四中學生最早的思想啟蒙地，更是陳獨秀、李大釗等人新思想的傳播地。因此，這里也成為我們當天尋訪的第三站。

之所以最后一站才來紅樓，考慮之一便是為了錯開游覽高峰。從今年3月開始，為紀念五四運動百年而來紅樓參觀的社會各界團體和個人的總人數呈直線上升。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黨委辦公室主任馬海亭告訴我們，截至目前，北大紅樓已接待觀眾近9萬人次，參觀團體1693多個，最高時當日接待高達6000余人次。3月份接待總人數1.4萬余人次、團體233個；4月份接待5.6萬多人次、團體1439個，是往年同期接待水平的4至5倍。而且，目前5月預約參觀的場數就已達231場，約1萬名觀眾。5月4日當天目前已預約10場共計630人，5日則已預約44場高達1007人。

4月27日尋訪當日，我們趕到北大紅樓時就立馬感受到了這份“熱度”。雖然已經臨近正午，紅樓參觀入口處等待參觀的觀眾依然是快排到了北沿河大街上，隊伍里還有不少統一著校服或是工作服的團體。

“青睞”本次尋訪活動得到了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的大力支持，馬海亭主任更是親自為我們擔當義務講解員，通過珍貴的文物和史料，為“青睞”的讀者串起北大紅樓五四前后的那段歷史風云。在講解的過程中，馬主任反復跟我們強調紅樓內發生過的最重要的三件大事：新文化運動、馬克思主義傳播和五四運動。這三件事環環相扣密不可分，而紅樓則在其中始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當時傳播馬克思主義是一件很“摩登”的事兒

能讓紅樓在這三件大事中都產生重要的作用，離不開北大紅樓的靈魂人物——蔡元培。是他主張聘請陳獨秀到北大擔任文科學長，是他廣泛招募學術精英，網羅李大釗、周樹人、高一涵、劉半農、胡適等人才進入北大，也是他實行“兼容并蓄，思想自由”的辦校方針，從而讓馬克思主義得以在中國找到一片自由成長的土壤。“可以說，是蔡元培在北大所實施的一系列改革舉措，為五四運動做好了思想、人才和干部的準備。”馬主任邊走邊講道。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履任北大校長，不出一周，蔡元培即以北京大學名義致函教育部：“請派陳獨秀為文科學長。”此后，陳獨秀從上海帶來了《新青年》，出任文科學長，在北大“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能打開這樣的局面，少不了蔡元培海納百川的胸懷。正是因為有這樣寬松、自由的討論氛圍，北大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一時間成為時尚，更是有很多人在研究和探討的過程中最終將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信仰。

談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很多人難免想當然地認為當時一定都是在“地下”進行的。王蘭順老師則告訴我們：“在當時傳播馬克思主義其實是一件很‘摩登’的事兒。陳獨秀被捕的時候，去營救的不只是新學的人，也有舊學的人，因為當時大家把馬克思主義是當成一種學說去看待的。很多刊物也會主動刊登馬克思主義相關的內容，如果沒有刊登還顯得這份刊物很落伍。”

從1918年秋天起，李大釗以北大紅樓圖書館為陣地，組織和領導北大進步學生，開展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活動。1919年5月，李大釗主編的《新青年》6卷5號更是開辟“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并發表了他撰寫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

羅家倫就在這里執筆寫下慷慨激昂的《北京全體學界通告》

北大紅樓于1918年9月正式建成投入使用。北京大學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創辦于1898年7月，是中國第一所國立大學，也是中國近代正式設立的第一所大學，其成立標志著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開端。1912年5月，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北京大學校，并冠“國立”，北大也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冠名“國立”的大學，首任校長是嚴復，蔡元培是第五任校長。北大紅樓一開始本意作為學生宿舍使用，后由蔡元培建議改為圖書館和文科教室使用。

當時主要是一層用作圖書館，包括14個書庫及閱覽室、登錄室、編目室、藏寶室等。被聘為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就在一層東南角的兩間房子辦公和會客，這里也被稱為“飽無堂”，是當時北大學生最愛去的地方。“飽無堂”意寓“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實際是說在這個地方 “無師生之別，也沒有客氣及禮節等一套，大家到來大家就辯，大家提出問題來大家互相問難”。學生們喜歡與李大釗暢談辯論，而每逢圖書館新進了馬克思學說的相關書籍或是俄國十月革命以來的著作，李大釗都會第一時間與學生們分享。

李大釗三篇著名的文章《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均是在這里寫就，而這間辦公室也使北大紅樓成為傳播民主科學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等新思潮的重要場所。

如今，北大紅樓已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只有一層設為展區對外開放。原本設在二樓的蔡元培和陳獨秀的辦公室，以及魯迅講授“中國小說史”的教室均是依據史料在一層進行的原樣復原。現在一層只有李大釗的圖書館主任室、學生社團新潮社以及毛澤東曾工作過的第二閱覽室等處是原址復原。我們跟著馬主任走進紅樓西頭靠南的第二閱覽室，他指著門口的一張小桌子說道：“當年毛澤東每天就坐在這張小桌前辦公，每天登記新到的報刊和閱覽人的姓名，管理閱覽室15種中外文報紙，每月的工資只有8元。”更重要的是，在紅樓工作的八個多月里，青年毛澤東通過廣泛結交新文化運動的人物，逐漸堅定了自己的信仰，最終選擇走上馬克思主義的道路。

毛澤東并非是紅樓里唯一受到新思想影響的人，如果你仔細看黨的一大代表名單，就會發現當時僅有的13名代表中就有七名是曾在紅樓工作或學習過的。在紅樓進行的新文化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也為五四運動的爆發奠定了思想基礎。1918年12月，陳獨秀和李大釗在紅樓里創辦了《每周評論》，用陳獨秀的文科學長辦公室作為編輯室。《每周評論》內容上彌補了《新青年》“不談政治”而無法密切配合政治斗爭進行宣傳的不足，成為五四運動時期重要的發聲武器。也正是在紅樓里的幾位老師的影響下，北京大學的第一個學生社團“新潮社”成立，并于1919年1月1日正式創辦月刊《新潮》，英文刊名是“The Renaissance”（即“文藝復興”）。

我們跟著馬主任在紅樓一層找到了這間新潮社的舊址，里面復原的場景就是當年的“五四”前夜，北大學生群情激憤地手書3000多條標語的場景。1919年5月3日，巴黎和會外交失敗的消息傳來，北大學生當晚與各高校學生代表在法科禮堂集會，決定把原定于5月7日舉行的示威大游行提前到4日，并在北大學生中推舉出20名委員負責召集，新潮社社員羅家倫就是其中之一。

我們看著堆滿白布黑字條幅和傳單的房間想象當時的景象，仿佛身臨“五四”前夜，新潮社成員緊張地準備第二天游行的場景歷歷在目。馬主任接著介紹道：“5月4日上午，羅家倫就是在這里的長桌旁執筆寫下了慷慨激昂的《北京全體學界通告》，發出‘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的吶喊，并在游行前印出了2萬份。《北京全體學界通告》也成為‘五四’當天唯一的印刷品。” 正是因為這篇《通告》全文由白話文寫成，簡單易懂，熱誠懇切，直接喚起了人們心中積怨已久的國仇家恨，從而迅速流傳開來。

四張學生游行的照片帶觀眾重回“五四”現場

除了這些常設的展廳，“青睞”的讀者還參觀了北京魯迅博物館（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推出的“五四現場”特別展覽，五四運動中最重要的見證物悉數展出。展覽分成“五四事件”“運動擴大”“學生大逮捕”“運動高潮”“拒簽和約”五部分，還原了從1919年5月4日學生游行一直到6月28日中國代表拒簽對德和約的整個運動過程。通過180幅珍貴照片和十幾件重要展品，讓觀眾能夠通過歷史畫面穿越回一百年前的五四運動之中，感受真實的歷史現場。

我們特別采訪了“五四現場”展覽的策劃人之一、北京魯迅博物館（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研究室副主任秦素銀，幫助我們了解此次展覽背后的故事。在展覽中，最令大家印象深刻的就是一張張五四現場的照片， “以往反映五四游行的展覽，只有一張不是很清楚的學生舉旗游行的照片。后來我們在搜集老照片的過程中發現，美國攝影家約翰·詹布魯恩拍攝過四張五四當天學生游行的照片，在以往的五四相關展覽中從未使用過。我們通過這幾張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當時學生們手持標語在街頭游行的具體形象。”秦素銀介紹。

而除了游行學生的照片外，這次展覽中還有很多珍貴的老北京建筑照片，呈現的是五四游行路線上的標志性地點。秦素銀說：“北京城在100年間的變化很大，現在的人很難真正理解那段歷史和當時的環境，所以為此我們重新走了一遍當年五四學生的游行路線。研究當年的北京地理，找到了那些已經拆除多年的學生游行路線上的老北京建筑照片，像是長安街上的東三座門、東長安街牌樓、東單牌樓等，讓觀眾可以看到100年前北京的樣貌，從而感受學生們游行時所處的環境。”

帶著100年歲月塵埃的《每周評論》首次展出

除了珍貴的影像資料，“五四現場”展還為大家呈現了很多與“五四”同齡的文物，主要是包括《每周評論》和《救國》在內的1919年5、6月份發行的報刊。五四運動期間，《每周評論》用全部的版面報道運動發展的情況，連續出版三期“山東問題”特號，對五四游行和六三學生大逮捕都有詳細報道。“報紙很難保存，幸運的是館藏的《每周評論》品相都十分完好，這次展出的五期《每周評論》均是首次展出。還有北京學生聯合會出版的《救國》報，創刊號于1919年5月14日出版，5月23日就被北洋政府查禁，一共就出了5期，非常珍貴，此次也展出了第三四期。這些帶著100年歲月塵埃的文物，一下就把觀眾帶回到了100年前。”

這種現場感還體現在貫穿始終的媒體報道的呈現，觀眾們可以在展板上讀到“昨日為星期天，天氣晴朗，記者驅車赴中央公園游覽。至天安門，見有大隊學生，個個手持白旗，頒布傳單，群眾環集如堵，天安門至中華門沿路，幾為學生團體占滿”。這樣真實的記錄，以及這篇報道標題《山東問題中之學生界行動》旁的“緊急新聞”四字專題名稱所帶來的歷史震撼感。對于“五四現場”展策劃時的考慮，秦素銀表示，這些年來做過的五四主題展覽，多是把目光放在五四運動爆發的背景或是影響上，沒有對這場運動本身做過細致的梳理，所以為了細致地展現運動的過程，讓一張張照片都能豐滿立體，策展團隊決定從當時的媒體入手。我們在現場也能夠看到當時民國時期的幾種不同政治傾向的報紙均對五四運動的發生發展過程進行了報道。“正是通過北京的《晨報》、上海的《民國日報》、天津的《益世報》、長沙的《大公報》等報紙，才最終呈現了一個具象又豐滿的屬于當時全民的五四運動。”

2、北大紅樓前身，北大紅樓人物

新京報訊（記者 張暢）北京大學紅樓建成時，陳獨秀已經任北大文科學長一年零八個月了。

彼時，這位40歲的新文化運動積極分子盛名正旺，他主編的《新青年》雜志吸引了一批崇尚新式文學的擁躉;他主導的北大文科改革惠及許多學生，一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識分子在此聚集，形成新文化陣營的中堅力量。

后來，陳獨秀更是作為“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全程參與那場愛國斗爭，幫助揭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

因悲憤巴黎和會外交失敗，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在北京天橋新世界游藝場頂樓拋撒《北京市民宣言》傳單，遭到密探當場逮捕。

“一校一刊”結合 主導北大文科改革

1917年，北大校長蔡元培聘請陳獨秀來京任職，輔助他對保留著封建教育傳統和陳腐校風的北大進行改革，并建議他把《新青年》編輯部由上海遷到北京，實現了“一校(北大)一刊(《新青年》)”結合。

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展覽部主任陳翔介紹，蔡陳早年就有交往。“兩人曾在上海一起試驗炸藥，熱衷于暗殺活動，算是老戰友，再加上當時陳獨秀已經通過《新青年》打響了名氣，所以蔡元培一想到要改革北大、一聽到陳獨秀的名字，就決定聘用他，不惜親自去請，有劉備三顧茅廬的古風。”

陳獨秀的辦公室設在紅樓二樓，掛牌“文科學長室”。在這里，憑借蔡元培的全力支持，他專心致力于文科改革。

首先是關于教育方針的改革。《新青年》創刊后不久，陳獨秀曾發表文章指責中國教育的弊端，認為教育應該“是自動的而非被動的，是啟發的而非灌輸的;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觀的而非幻想的;是全身的，而非單獨腦部的”。他堅定地相信，高等教育的宗旨應該以“研究學理”為主，為此提出三項辦法，即注重外國語、除講義、多購參考書。

再是關于教學的改革，陳獨秀下了很大工夫，包括擴充文科、增設新系，允許學生自由選修各課，廢除一切課程全部必修的規定，整頓課堂紀律，制定考試制度等。為了給學生提供學習條件，他還采購圖書，廣設閱覽室。

一系列改革，提高了教學質量、開闊了學生的眼界，也讓北大形成了良好而活躍的學術氛圍。漸漸地，一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識分子在北大聚集，形成了以《新青年》編輯部為核心的新文化陣營，新文化運動得到迅猛發展。

這一時期，《新青年》也迅速吸引了一批進步青年，逐步形成了讀者群，進而形成一個特有的新青年群體。他們對于五四運動，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建，都發揮了主體性作用。

扛起五四運動的大旗

陳獨秀在北大紅樓大展拳腳之際，中國的國際環境悄然變化——雖然是一戰戰勝國，但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遭遇外交失敗，本可以從德國收回的山東半島，成了日本的戰利品。

消息傳回國內，民眾出離憤怒。北京大學等校學生組織了集會游行，痛毆漢奸，一把火燒了賣國賊曹汝霖的趙家樓。這場被稱為“五四運動”的愛國斗爭，成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肇端。

這場運動中，陳獨秀身先士卒，推動五四運動走向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

他在與李大釗共同創辦的《每周評論》上多次發文，提醒民眾不要對巴黎和會抱有任何幻想，應該把矛頭指向帝國主義和腐敗的對日外交的政府;號召青年學生要有不怕流血、不怕殺頭的無懼無畏的坦蕩胸襟。

他和李大釗起草了一份《北京市民宣言》。1919年6月11日，他到北京天橋新世界游藝場頂樓拋撒《北京市民宣言》傳單，并大肆宣傳，遭到逮捕。

“作為一代精英的精神領袖，陳獨秀身上有著斷頭流血都不辭避的悍勁，所向披靡的狂飆式的氣質，棱角畢露、鋒芒逼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資深研究員、陳獨秀研究會原會長陳鐵健表示，陳獨秀與蔡元培、李大釗等，先是以《新青年》喚醒民眾特別是青年學生的愛國覺悟，又以《每周評論》為五四運動提出斗爭綱領、口號和斗爭方式。

毛澤東曾說，“關于陳獨秀這個人……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聽他說世界上有馬克思主義，我們是他那一代人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干部。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志，被這個雜志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后來有一部分進入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那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他們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

【簡介】

陳獨秀（1879年~1942年），字仲甫，號實庵，安徽懷寧人。新文化運動主將，被稱為“五四運動的總司令”。1920年在上海成立共產黨早期組織，并發起成立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

【聲音】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于硎，人生最可寶貴之時期也。——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志》發刊詞）

新京報記者 張暢

編輯 賈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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