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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薦書｜作家出版社十月書單，體會語言的迷宮

近日，作家出版社十月推薦書單發布，推薦多本文學、社科新作。

孫甘露：《時間玩偶》

2022年8月，作家孫甘露的短篇小說集《時間玩偶》推出，書中收錄孫甘露文學生涯迄今發表的中短篇小說，按年輯錄，自1984年的《情感化石》起，至2007年的《海與街景》止。《訪問夢境》《我是少年酒壇子》《信使之函》《請女人猜謎》《憶秦娥》等均收入《時間玩偶》中。

孫甘露的作品不多，但每一篇都有特別之處，從這些短篇作品中也可以迅速一覽作家的創作風格與文學理想，如在其作品《時間玩偶》中，孫甘露自陳：“在童年的時候，我就有一個幻覺，我將要度過的一生是我的生命的一個次要的部分，而我生命的核心，會以另一種方式，在另一種歷史中存在。它逼真到我觸手可及的程度，就像無數次地觸撫自己的身體——真實中的虛幻、色情、慰藉以及悲痛。”

孫甘露與上海千絲萬縷的關系也在這些故事中彰顯：“就我而言，上海在過去的一百年中，有四十年是隱含著肉體錯覺的，其余的六十年，則是一個鏡象式的幻想體。因為我所無法擺脫的個體的歷史，使上海在我的個人索引中，首先是一個建筑的殖民地，是一個由家屬統治的兵營，一個有著寬闊江面的港口，一個處在郊區的工人區，若干條陰雨天中的街道，一個無數方言的匯聚地，一個對日常生活充滿了細微觸覺的人體……”

孫甘露的語言綿密豐盈，他也在語言迷宮中布置無數精巧的機關，需要讀者一次次鄭重地沉潛才可以體味。

房偉《小陶然》

2022年9月出版的房偉的小說集《小陶然》包括八個中短篇，風格多樣，取材廣泛，講述了不同年齡層次的當代中國人的情感生活體驗。由校園里的追逐打鬧到剛參加工作的滿腔熱血，由戀愛時對另一半的抱怨不滿到婚后背著妻子出軌，再到將近退休時等待黃昏戀的到來……

《小陶然》與《老陶然》是姊妹篇，具體到每一個篇目中，《南方》短小精悍，不動聲色地表達了中年人無處言說的迷茫。《九三年》呈現了上世紀九十年代青春記憶，并與當下庸常困頓的生活形成了反諷。《果奠》將滅火英雄背后痛失愛子的中年母親喚到讀者面前，英雄母親對兒子從事的消防事業的樸素的理解與支持讓人動容。《一個人的歸途》以疫情為背景，描寫當代女性在責任和情感面前的勇氣擔當。《月光下的黃羊》風格浪漫神秘，講述了一對上海情侶如何在大自然的感化下找到歸宿的故事。《愛情買賣》有黑色幽默風格，以網絡直播為題材，展現了一位妙齡少女與中年大叔“古怪荒誕”的情感糾葛。

《小陶然》中的他們是學生、醫生、消防員、文聯職員、家庭婦女、銀行主任等不同角色，看似是不同人的人生軌跡，都指向一個普通人平凡糾結、一地雞毛的生活。只是在這里他們被賦予了張三、李四的名字，其實未嘗不是你、我和他。

丁中冶《淺水》

2022年9月出版的《淺水》中，《淺水》既是書名，也是書中一切事件發生的地點。一對戀人、一對警察師徒，兩條看似不相關的人物線索，在一場車禍案中，所有矛盾以及人物關系產生交集，引出連環殺人犯。

《淺水》有一個和整個小說基調相匹配的濕漉漉的開篇：“屋里的窗戶難得呈現半開合的狀態，要知道喬沛凝是一個不愛呼吸新鮮空氣的人，這樣的人比較少有。喬沛凝想，可能是因為自己對于舒適圈的過分依賴，才養成這樣的壞習慣。雨水就這樣不留情面地從縫隙中拜訪了喬沛凝的床沿。床沿的空氣鳳梨應該是此刻最能感覺到愉悅的家伙了，它為整個房間，或者說，整個家添加了唯一的綠色。喬沛凝覺得，它可太孤獨了，一輩子忍氣吞聲地躺在冰涼的支架上，懸在半空中晃晃悠悠。空氣鳳梨從不會因缺水干枯而死，多數空氣鳳梨都慘死在人類的悉心照料之下，喬沛凝和它同享受著一份孤獨，水分過多，反而失去了那一抹干枯的綠。”

《淺水》中，現實與幻念的交織讓故事撲朔迷離，小說中的愛情既沒有那么義無反顧，也沒有那么熠熠生輝，在故事最終的謎底中，愛情也顯露出另外一副猙獰面孔。

宋秋雁《迷途》

9月，長篇小說《迷途》出版。《迷途》是作家、編劇宋秋雁的長篇新作。

《迷途》講述了身處迷途的兩兄弟，為了各自的追求，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哥哥何戰平是精致的利己主義式的野心家，弟弟何景平的人物性格則脆弱多情，誘人而布滿陷阱的命運，讓三個奇跡般的女孩纏繞在兩兄弟身邊。

《迷途》小說突破了以往的都市情感套路，多處的反轉令人措手不及，“《迷途》以充分現實的生活情態和極為糾結的人生想象，寫出了疑懼叢生又情不自禁投入的生命漩渦。人物都很復雜又各有各的單純，情節既是入地的又是脫俗的，每個強弱難測的性格和成敗難言的后果，都有作家帶溫有光的體察。”文學評論家施戰軍評論道。

黃德海：《劍宗讀書法：金克木的習學之道》

金克木先生以小學文憑而終成北大教授、一代大家，成于其時代其經歷，更成于其習學有法。

黃德海拈取金克木人生中的關鍵節點、學思轉捩，以“學習時代”為關鍵詞，掃描其家庭教育、學之所悟、貫通轉折，奠定全書的根基——這是具體個人學習的時代，更是每一個個人從時代中學習。“讀書方法”則由文字的書、案頭的書引申開去，以格式塔、望氣等看似抽象，實則有章可循的方法，將“讀”作為觀人、察世、審物的概括，以之而神游文化、接通天人。這樣的“劍宗讀書法”，可以在特定（或者可能是每個）人生階段鼓勵人銳意進取，堪與“以不充分的已獲得條件判斷全局”主張并傳。

本書與黃德海在作家社出版的另兩部作品可以參照閱讀：與《讀書·讀人·讀物——金克木編年錄》合璧而觀，是金克木先生的人生、習學的探看；與《書到今生讀已遲》對照，則是滔滔學海中取一瓢而飲之路徑之樂趣。

徐貴祥《將軍遠行》

《將軍遠行》中的國民黨副軍長李秉章，率領將士抵御日寇，這位將軍的原型人物是仵德厚，臺兒莊戰役中的敢死隊隊長。作者不愿把將軍寫死，他創作過程中，對這些抗日將士飽含濃濃的真摯之情。

《將軍遠行》雖然彌漫著荒誕意味，但這不是刻意而為，一次荒誕的戰斗，一個荒誕的任務，天然地營造了一個非常態的語境。那支小分隊，從踏上尋找之旅開始，他們避開了大路、逃離了陽光、疏遠了人間，迷茫、饑餓、陰暗、潮濕始終陪伴著他們，他們的神經一點一點地麻木，肉體一塊一塊地僵硬，他們既是活著的人，也是正在死去的人，他們既是動物也是植物。他們一息尚存的思維世界只有一個問題：什么時候死，在哪里死，穿什么衣服死，死后要不要在墓地上做個記號……他們的呼吸、對話、夢囈、步履，都是尸體的聲音和行為邏輯，無不散發出黑色幽默的氣味――這是一次死亡的預演，是在死亡之前最后的理性。

2、孫甘露書籍推薦，作家出版社十月書單

澎湃新聞記者 羅昕 實習生 黃菁菁

7月18日，作家孫甘露與華東師范大學教授羅崗、作家毛尖、華東師范大學副教授項靜來到朵云書院·戲劇店，暢談“一個郊區詩人的上海時光”。

“前幾天，孫甘露老師剛剛過完他的‘二十五歲’生日。”在活動現場，孫甘露筆下那個“亂來”的毛尖又“亂來”了，她脫口而出，“他和普魯斯特是同一天生日！”

關于孫甘露和普魯斯特，毛尖曾把普魯斯特的著名問卷直接切換成“孫甘露問卷”——“最喜歡的職業？去愛。你最喜歡的花？全部。你最喜歡的鳥？燕子。你最想成為誰？自己。”她說：“我們經常會把孫甘露和普魯斯特放在一起，我們說普魯斯特是法國的孫甘露，說孫甘露是中國的普魯斯特，同一天生日是非常明顯的隱喻，這就是上帝的手筆吧。”

上帝的手筆，這說法真令人熟悉。王朔早年就這么評價孫甘露：“他的書面語最精粹，他就像是上帝按著他的手在寫，使我們對書面語重新抱有尊敬和敬畏。”

今年5月，孫甘露出版了兩本新書，一本叫《我又聽到了郊區的聲音：詩與思》，完整收錄了他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文藝評論和詩歌創作；另一本是《時光硬幣的兩面》，收錄了他有關日常生活，有關文藝記憶，有關上海時光的散文作品。有心的讀者還會發現，兩本書之間隱隱存在著某種互文的關系。

它們分別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和世紀文景出版。在簡介兩本新書時，不約而同地，兩家出版方都用到了一組對照式表達。世紀文景副總經理王玲直言孫甘露是這個快時代里的慢先鋒，而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社長王焰說，孫甘露詩意的語言為這個喧囂的時代帶來了優雅的沉靜。

《我又聽到了郊區的聲音：詩與思》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時光硬幣的兩面》由世紀文景出版

孫甘露笑著感慨道，朋友們經常寬慰他，說他是“慢”寫作，但實際上他是比較懶，寫得比較少。于他而言，這個“慢”有生活的原因，有個性的原因，當然，也有他所理解的寫作本身的原因。

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恰能在兩本新書中對上述原因一探究竟。就像羅崗說的，兩本書回到了中國現代文學的雜文傳統，更有關孫甘露的“文學史定位”：“通過它們，我們能看到孫甘露的寫作脈絡與來路。”

“我們給學生講孫甘露的作品，會遇到這樣的問題：他為什么寫出了這樣的語言？他寫于1980年代的詩歌和他后來的書面語之間有什么樣的關聯？他在小說中的語言探索，我們說是‘先鋒派’也好，‘新潮小說’也好，他的探索脈絡在什么地方？”羅崗表示，他一直將孫甘露的《上海流水》當小說看，“他的語言一直有變化。《上海流水》的語言，不再是《訪問夢境》的語言，也不是《呼吸》的語言了。”

7月18日，作家孫甘露與華東師范大學教授羅崗、作家毛尖、華東師范大學副教授項靜做客朵云書院·戲劇店，暢談“一個郊區詩人的上海時光”。 全文現場圖由活動主辦方提供

一種邊緣的緩慢的寫作

孫甘露很喜歡“郊區”這個詞。

他有一首詩叫《我又聽到了郊區的聲音》，還有一篇短文叫《在郊區》。而這場活動的主題，取名“一個郊區詩人的上海時光”。

“格雷厄姆有一部自傳《逃避之路》，里面有一句話，講得很有意思——‘我們住在宇宙的郊區’。”為什么引用這個說法呢？孫甘露說，他多年來的寫作其實關心的是中心和邊緣，是從核心的主題偏離出去，或者說作為一個寫作者，他的念想就是有一點游離，有一點跟不上趟，也可以說是一種緩慢。

“他喜歡一些帶邊緣感的詞匯，他的詞匯表里有很多‘仿佛’，很多‘似乎’，很多不確定的東西，這些詞匯看上去曖昧也更有席卷性，但其實表達了孫甘露對時空極為鋒利的感受。他很少讓自己處于時空的安全地帶或舒適地區，他游走于邊緣，他在臨淵處測試自己。”當毛尖如此描述她的觀察時，孫甘露看向遠方，輕輕地點了點頭。

在一篇名為《緩慢》的短文里，孫甘露這樣形容寫作：“就我個人而言，寫作是內斂性的，敏感的，慵懶的，尖銳的，矛盾的，渴求性的。我寄希望于讀者，但是，我不知道他們在哪里。這一切并不取決于寫作的品質，但是卻決定了作品的品質。最后，寫作是簡單的，明晰的。但不是辯解式的。寫作是對位的，復調的。但不是抽象的。它的簡明和繁復都帶有感官的特征，它是為神經末梢而存在的。”

在感性上，他也更趨向于那些邊緣性的，具有沙漠般的經驗的作家，比如葡萄牙詩人費爾南多·佩索阿，比如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這兩個作家都是比較游離的，像在主流寫作中對焦沒對準的，或者像以前收音機調頻沒調準，那種伴著電流聲的感覺。”

巧的是，坐他一旁的項靜剛剛寫完《韓少功論》，而將佩索阿的《惶然錄》和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翻譯進中國并引起轟動的人，正是韓少功。“孫老師特別喜歡翻譯文學，韓老師也特別重視翻譯。韓老師并不是職業翻譯家，作為一個寫作者去翻譯外國作品，其實是選擇和引進一種文學傳統。世界范圍內有好多文學傳統，也有我們自己的文學傳統，翻譯是為當時的文學創造一種具有填補性的文學傳統。”項靜說。

作家孫甘露

做本民族語言的陌生人

在一次對談中，孫甘露和羅崗談到了克里斯蒂娃的一個觀點——“作家，本意上就是一個外國人，他的工作就是將他內心的聲音翻譯出來，這個過程相對于一種外族的語言更具有異質性，這中間包含了一種生命。”

在這樣的觀念影響下，孫甘露把“做本民族語言的陌生人”視為一種理想狀態。

羅崗則將孫甘露的語言探索稱為20世紀中國文學“第二次語言突破”的重要組成部分，“五四新文學很重要，它催生出了現代白話文，是20世紀中國文學或者說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基礎。但問題是，除了魯迅等極個別作家，大多數作家的寫作都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后來被稱為‘歐化八股’或‘學生腔’。”

羅崗稱，當時對“歐化八股”的校正有兩條路，一條是重回中國傳統語言，也即當年林語堂等提出來的“怎樣洗煉白話入文”；另一條是回到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生動活潑的“聲口敘事”。“聲口敘事”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文學里確實產生過杰作，但這種敘事漸漸與官方主流的語言結合到一起，也會變得僵化。“最有代表性的是王安憶寫的《小鮑莊》中一個細節，小說描寫‘撈渣’救人是‘仁義’行為，具有極強的民間色彩，但小說里有一個文瘋子，整天給縣里投稿，他寫的‘撈渣’的故事和老百姓講的故事相比，完全走樣了。”

如果說“聲口敘事”是“第一次語言突破”，羅崗認為第二次語言突破就是以孫甘露為代表的“重新回歸一種書面語言”。

“這種回歸，是從異域獲取養分。孫甘露特別喜歡翻譯文學，這實際上就涉及到一個問題，翻譯文學已成為現代漢語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逐漸官方化的刻板的語言得以重新突破。甘陽編過一本《八十年代文化意識》（原名《當代中國文化意識》），里面有一部分文章全部是討論西學的，那么問題在于，西學為什么能成為中國當代的文化意識？換成剛才的問題，昆德拉和佩索阿為什么影響了中國當代文學甚至成為了其中的一部分？我覺得今天的當代文學研究并沒有把來自異域的東西變成當代中國文化意識的組成部分。”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羅崗

他“發明”了陌生、愛情、時空與城市

在毛尖看來，孫甘露有“四大發明”：他“發明”了陌生，“發明”了愛情，“發明”了時空，還“發明”了上海這座城市。

“每次看孫甘露的文章，就算之前看過兩三遍，還是有煥然一新的感覺。他的文字經得起一讀再讀，他的句子特別適合背誦。你進入愛情時它們通知你，你失戀時它們撫慰你。我知道有幾首歌可以一唱再唱/有幾處秋天的樹林不能一再經過。孫甘露命名了我們生活中至關重要的一些時刻，其中，就包括愛情。通過他的書寫，我們陡然驚覺，啊，原來這就是愛情。所以，我稱他為愛情的發明者，比發明指南針還厲害。”

毛尖認為，未來的世界文學，都將在城市文學上決高下，而孫甘露寫出了特別驚艷的上海的城市感。“羅崗不把《上海流水》看成一個流水體或者散文體，他把它看成小說，我覺得這點特別重要。通過這兩本新書，我們可以看到孫甘露發明了一種新文體，也在社會學意義上重新創造了上海這座城市，他是我們這個城市的發明者。”

“這幾年孫甘露的小說數量有點下降，但他把自己的肉身扔進了這個城市，他是真正的行為藝術家。當年發明火藥的人不就是這樣的嗎？引爆自己，不斷地炸出新天地。因此我有時候也覺得他少寫一本或多寫一本書也無所謂，因為上海的每個角落都有他書寫出來的空間。”毛尖表示，各地的讀者像此刻這樣，在一個特別炎熱的周日相聚朵云書院·戲劇店，這就是孫甘露的意義。

羅崗也認同孫甘露不僅僅是城市漫游者，他更是把自己銘刻進了這座城市。21世紀以來，上海因為他誕生了很多地標性的文化場合，比如思南讀書會、朵云書院……“很多城市漫游者只能是被動的，但孫甘露改造了這座城市。”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作家毛尖

不同的文學面向，在他身上融合到一起

項靜還認為孫甘露“發明”了1970年代，兩本書里好幾篇文章寫到了1970年代，而此前的文學史鮮少把1970年代作為精神原點。在《我愛我不了解的事物》中，孫甘露寫道：“舞劇《紅色娘子軍》塑造了我對芭蕾的熱情，《高玉寶》塑造了我對窮孩子的同情，《海港》塑造了我對上海和工人的認同，《朝霞》塑造了我畢生對小說的愛。”

“孫甘露是一個復雜的當代作家，我們經常見到和認可的是他喜歡杜拉斯那樣第一人稱的敘事，喜歡普魯斯特內心的叢林和個人經驗。”項靜由此感慨，“這些不同的文學面向在一個人身上如何融合到一起，這可能是長篇小說會解決的問題。”

毛尖認為，1970年代構成了孫甘露的寫作起點，也可以說1970年代通過孫甘露在文學史中有了特殊的意義。“他的1970年代里包含了紅色娘子軍、俄語文學，包括了工農兵，也包括了各種翻譯體。”

“毛尖講得特別重要。如果用影視用語來說，1970年代是我電影中的決定性時刻。它塑造了我，即使走得再遠，年齡再大，也永遠要去回望那個來處。”孫甘露說，兒時的他在銀行買過一元一張的貼花，那時的銀行只是一個儲蓄的地方，對一個少年來說，一元貼花與其說是儲蓄，不如說是游戲。而后來，在1994年7月的一個下午，他目睹了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太在華山路的一家儲蓄所往活期存折里存了一元錢。

“那時的一元錢能在生活里起到什么作用？有生活經驗的人會知道，這是一件讓你顫栗的事情，而她每個月都在做這樣的事情。”在那篇名為《中國人民很行》的文章里，孫甘露最后寫道：“此刻，存入和取出似乎比存入和取出的數目更重要。我知道這類事情是舉不勝舉的，如同它的反面一樣。但是，當它在銀行這個場景中發生時，它的含義由楊衛的作品來揭示是最為恰當的了。”

他說，文章讀起來或許比較平淡，但他實在恐懼在寫作中直接用上“顫栗”這樣的詞匯。“實際上當我們回到生活中，你看到的事物好像都沒什么，我覺得這大概才是生活的樣子，盡管在下面已經是過盡千帆。”

華東師范大學副教授項靜

責任編輯：陳詩懷

校對：欒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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