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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蘇格拉底怎么死的：蘇格拉底是獻身真理的哲學烈士，死于雅典民主這種多數(shù)人的暴政

蘇格拉底于公元前469年出生于雅典一個普通公民的家庭，父親是雕刻匠，母親是助產(chǎn)婦。他最初繼承父業(yè)，從事雕刻石像工作，后來研究宇宙的宏觀世界和人的微觀世界，開辟了倫理哲學領(lǐng)域，使哲學“從天上回到了人間”，在哲學史上具有偉大意義，被后人廣泛認為是西方哲學的奠基者。

蘇格拉底其貌不揚，扁平臉，獅子鼻，嘴唇肥厚；著裝隨便，衣服破舊，甚至可以用襤褸來形容；舉止怪異，喜好赤腳行走，與人說話常偏低著頭，像一頭公牛。他傾心于哲學，不屑于掙錢，頗不受妻子桑蒂普待見，在家遭到唾罵是家常便飯，但丑夫悍婦卻始終不離不棄，相伴到老。

蘇格拉底通常只做兩件事：沉思與辯論。他時常出現(xiàn)在大庭廣眾之中，隨便遇到什么人，不管是將軍，還是乞丐，都要與他們對話、辯論。他不時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忘記時間，忘記塵世的一切。有一天清晨，他走到街上想起一個問題，便佇立在街頭沉思默想，直到翌日天亮，他才向太陽做了祈禱挪步走開。這期間無數(shù)過往的行人投來驚奇的目光，天黑之后，有幾個好奇者，索性搬來鋪蓋睡在露天，以便守候著他，看他究竟能站到何時。

蘇格拉底以其哲學智慧贏得了大量粉絲，身邊常聚集著各色人等，他們來自社會各階層，包括一文不名的乞丐、一字不識的文盲，也包括官員、富家子弟以及后來被稱為歐洲哲學三杰之一的柏拉圖等人。

古希臘政體特有的自由意識，為推動辯論術(shù)的發(fā)展起到重要作用。善于辯論成為當時的一種非常重要的技藝，于是出現(xiàn)了一種新興職業(yè)，即傳授年輕人辯論技巧的教師階層，這就是“詭辯家”。他們不僅教授年輕人演說辯論的口才、儀表、舉止、氣質(zhì)，以及演說辯論的形式、說理的方法、調(diào)動聽眾情緒的技巧等，也教授年輕人如何兜售神諭、利用占卜推銷自己的政治主張，搞臭政治對手，取得權(quán)力上位。蘇格拉底因為毫不留情地揭露錯誤的辯論術(shù)，以及自己的真言智語為當時主流的思想意識所不容，而遭到過激民主派和詭辯家的嫉恨。

在雅典恢復(fù)奴隸主民主制后，蘇格拉底被控不信奉本邦的神靈并且蠱惑青年的罪名，雅典陪審法庭通過公民投票的方式對他定罪量刑，第一次投票以280對220票判定他有罪，第二次投票以360票對140票判處他死刑。當時在雅典，死刑犯并非真的都會死，他們至少有三條生路：繳納罰金贖罪、請求陪審團寬恕、自請流放。蘇格拉底講課拒收學費，他厭惡金錢，所以他沒錢；蘇格拉底拒絕懺悔以求寬恕，因為他“只服從真理和法律，決不為茍活而奴顏婢膝”；蘇格拉底贊同“惡法亦法”，認為可以修正法律，卻不能拒絕遵守法律，為了維護雅典法律的尊嚴，他拒絕了朋友和學生要他乞求赦免和外出逃亡的建議，最后飲鴆而死。

其實，蘇格拉底被控的兩項罪名并不成立。對于不信城邦神的指控，蘇格拉底做出了機智的申辯，讓誣告人出盡洋相，而且他的學生色諾芬也指證，蘇格拉底確實信奉城邦的神，“他常常在家獻祭，也常常在城邦的公共祭壇獻祭，這是人們有目共睹的”。

對于蠱惑毒害青年的指控，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蘇格拉底出生于伯利克利時代，親眼見證了雅典盛世的輝煌。不幸的是，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同盟于公元前431年挑起了對以雅典為首的提落同盟的戰(zhàn)爭。這場戰(zhàn)爭斷斷續(xù)續(xù)打了27年，最終以雅典失敗而告終。戰(zhàn)后，斯巴達扶持了一個傀儡政府，指定三十人的委員會接管雅典。這三十人巧取豪奪，橫征暴斂，倒行逆施，大搞恐怖統(tǒng)治，被稱為三十僭主。民眾后來發(fā)動起義，推翻了三十僭主的寡頭統(tǒng)治。少數(shù)僭主被處死，其余的被流放，追隨者被赦免。

三十僭主中有兩個核心人物，一個是柏拉圖的親舅，一個是柏拉圖的堂舅，他倆也曾是蘇格拉底的學生。這種關(guān)系很容易使人產(chǎn)生聯(lián)想，甚至造成錯覺：蘇格拉底是在培養(yǎng)叛國者和壞人。僭主不得人心，也是人們遷怒于蘇格拉底，故而指控他犯有雙重罪行。

對此，蘇格拉底進行了申辯，認為指控他毒害青年存在著邏輯上的矛盾，利用兩位僭主證明他敗壞青年沒有任何道理。其實，兩位僭主心里并不喜歡蘇格拉底，當初跟他學習，只是為了虛榮和出人頭地。況且他們與蘇格拉底交往時，“借助于蘇格拉底的榜樣，他們是能夠控制住不道德傾向的”，離開蘇格拉底之后，他們蛻化墮落了，這難道是蘇格拉底的過錯嗎？

蘇格拉底為“社會精英”所不容并被判處死刑的深層次原因，是源于蘇格拉底作為一個思想家對現(xiàn)實社會的批判，尤其是觸及了希臘的民主政體。

在古希臘，原始社會后期軍事民主制的背景、奧運會的競爭、平民廢除貴族特權(quán)的斗爭、政治集團內(nèi)部的博弈、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海上貿(mào)易的擴大、吸引移民以增強社團或城邦實力的政策、城邦聯(lián)盟的共同利益訴求、古典文化的繁榮等，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人的自由發(fā)展，并導(dǎo)致了民主政治的建立。

同樣，希臘各邦外爭內(nèi)亂的終極原因，也是城邦作為一種政治形式已不能適應(yīng)公民在精神、社會、經(jīng)濟方面的需要。在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接近尾聲之際，在雅典，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就同知識上的開明自由發(fā)生了沖突。蘇格拉底在答辯中控訴道：“一個真正要為道義斗爭的人，如果他想哪怕多活幾天，他也必須過隱逸的私人生活，切勿涉足政治。”蘇格拉底被處死，表明雅典民主制度與知識上的開明自由的分歧已無法挽回。

蘇格拉底對當時雅典民主政治的弊端洞若觀火，他反對民主成為多數(shù)人的暴政。在當時雅典，政治上的顯赫，對于任何高級官員尤其是領(lǐng)袖人物而言都是非常危險的，甚至對一個議事會成員也是如此。幾乎所有人都默認人民絕不會犯錯誤，人民做出的決策、制定的法律、采取的措施都是正確的，如果出現(xiàn)差錯和失敗，責任就只能落在執(zhí)政者身上了。

雅典在阿吉努薩戰(zhàn)役中，有13艘船沉沒，12艘受損不能使用，而伯羅奔尼撒艦隊則有75艘船沉沒，潰敗而逃。雅典軍隊雖然取得了勝利，但雅典軍隊戰(zhàn)死和船只受暴風雨襲擊死亡的人數(shù)達到了5000人。這5000人絕大多數(shù)死于颶風造成的滔天惡浪，當時的氣象預(yù)測和航海技術(shù)不發(fā)達，軍事指揮官對此也無能為力。在海戰(zhàn)中，遭受颶風襲擊而導(dǎo)致嚴重損失的事件并不鮮見。比如，公元前492年，波斯正式向希臘宣戰(zhàn)，波斯艦隊成功奪回了波斯在希臘北部的統(tǒng)治權(quán)，征服了色雷斯、撒所思和馬其頓，但在經(jīng)過阿索斯海角時，遭到颶風襲擊，三百艘戰(zhàn)艦沉入大海，損失極為慘重。再如，波斯海軍與希臘海軍在薩拉米斯海灣的戰(zhàn)斗，波斯艦隊剛要完成包圍薩拉米斯海灣時，遇到了兩次颶風，狂暴的颶風粉碎了波斯600艘戰(zhàn)艦。雖然波斯艦隊還是完成了對希臘艦隊的合圍，但一半的兵力已經(jīng)不戰(zhàn)而亡。

但是，阿吉努薩戰(zhàn)役之后，雅典城邦議事會卻以指揮失策和其他罪名為由，決定逮捕參加戰(zhàn)役指揮的將軍們，并交付人民大會審判。在人山人海的人民大會場開會，并被狂熱、偏激和假公濟私的行為所蒙蔽和控制的雅典人民，把法律拋到了九霄云外，六位將軍被投票表決集體處死，并且當場執(zhí)行了。唯獨擔任陪審官的蘇格拉底持反對意見。他提出，法庭的做法違反了審判程序，應(yīng)該遵守司法慣例，單獨審理和判決。不過，在群情激憤的情況下,蘇格拉底的反對意見未能奏效。戰(zhàn)爭的恐怖和失敗的可能性已經(jīng)敗壞了雅典公民的理性正直品質(zhì)，并使他們的心變得冷酷無情了。后來他們又后悔所做的一切，制定了一些法律懲處那些欺騙他們的人。雅典由于這些優(yōu)秀指揮官被處決，導(dǎo)致次年在與斯巴達的決戰(zhàn)中徹底失敗，雅典被迫向斯巴達投降。

蘇格拉底反對缺少法治保障的民主決策，也主張任用賢能之士主政。蘇格拉底最擔心的的是，公民大會成為獨裁者的暴力工具，它使獨裁者的暴力思想通過公民大會成為現(xiàn)實，而自己又擺脫了責任，規(guī)避了法律風險。公元前429年，雅典屬國米蒂利尼發(fā)動政變，推翻了民主派政權(quán)，并宣布脫離雅典而獨立。皮革商出身的主戰(zhàn)派領(lǐng)袖克里昂的懲罰提議是，將米蒂利尼的成年男子全部處決，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公民大會竟然通過了此項決議，并派帕克斯率軍隊去執(zhí)行。雖然，主和派領(lǐng)袖再次召開會議，設(shè)法取消了這項殘暴不仁的決策，避免了一場血腥的大屠殺，但派去的軍隊還是將1000名叛亂者帶回雅典，按照當時的法律，也是克里昂的意思，將他們?nèi)繗⑺馈Ｑ诺鋵?nèi)實行民主選舉和民主決策，但是對希臘和地中海上許多城邦，即使這些城邦是雅典的盟友，也必須服從雅典的專橫，不能進行民主決策。斯巴達也是這樣。

亞里斯多德說：“人民在一切方面都是主人；所有行政都按人民大會的決議和法庭的判決行事，而人民在大會和法庭中是當家做主的。”但在這樣一個直接由人民管理的政府中，有像伯里克利那樣的品德才干、博學多能、深孚眾望的政治領(lǐng)導(dǎo)者是極其重要的。伯里克利死后的人民大會，確因缺少伯里克利的權(quán)威性引導(dǎo)而常常做出錯誤的決定，民主派與寡頭派更是在國家外爭內(nèi)亂中或失勢或得勢，循環(huán)殺戮。

蘇格拉底反對非正義（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的民主制。陶片（貝殼或樹葉）放逐法，是比每年一度的卸任官員聽審更為厲害的武器。雅典地狹人稀，只要掌握一定的軍事力量就可能發(fā)動一次軍事政變，而每次政變都會給雅典社會帶來動蕩或其他嚴重后果。執(zhí)政者認為，最好把叛亂和暴動扼殺在萌芽之中，于是賦予雅典城邦公民一項特殊的權(quán)力，允許人民不經(jīng)過司法程序，即可將任何認為對本邦不利的人放逐十年，以防患于未然。該法規(guī)定雅典每年可放逐一名政治家，人選由公民大會以陶片（貝殼）作為選票投票決定，無需任何罪行、證據(jù)，只要該政治家得票超過6000，即被流放于國外10年，但不喪失其財產(chǎn)；十年之內(nèi)，被放逐者若回國，則不受法律保護，將其殺害亦不必負咎。

雅典陪審法庭以辯論引導(dǎo)輿論，以輿論左右投票，以投票主宰審判，忽視投票者的法律素養(yǎng)，忽略調(diào)查取證，以多數(shù)人的主觀意愿決定客觀事實。在雅典，每個滿30周歲的男性公民都可以在民選法庭供職，審判官每年都會從有意愿參與的公民中抽簽選出陪審員。被告人是否會表演很重要，法庭上常常會出現(xiàn)這樣的情景：被告人聲淚俱下地講述自己的處境，因為贏得了法官的同情，結(jié)果他被無罪釋放，或者以罰款的方式代替死刑。審判也是倉促的。法庭審理每個案件都只有一天時間，所以陪審團沒有時間討論，而是直接投票表決，一旦判處某人死刑，往往審判當日就會執(zhí)行（蘇格拉底之死是個特例）。因為雅典人認為，把錢花在修建監(jiān)獄和管理犯人上實在不值得，故監(jiān)禁是少見的刑罰。在雅典，公民審判員也是法官，全體審判官的決議是終局性的，也常常是毀滅性。民主法庭就是雅典的最高法院，一旦判決就不能再上訴。蘇格拉底死于雅典民主制度，也能看出這種民主制度的粗劣。

蘇格拉底是為真理獻身的哲學烈士，反對過激和無序的民主，提倡法治和個體權(quán)利的保護，死于“越軌”的思想。蘇格拉底離世后，雅典開始意識到自己的錯誤，轉(zhuǎn)而去追究當初控訴蘇格拉底的人的責任。一些人被流放，還有人被判處了死刑。兩千多年后，蘇格拉底被公開平反。2012年5月在雅典舉辦了模擬審判，當時深受經(jīng)濟危機困擾的希臘為了重申民主的理念和價值，重新對蘇格拉底進行了審判，并且最終宣告他：無罪。

2、蘇格拉底怎么死的，蘇格拉底下場

蘇格拉底為自己進行了辯護，訴說自己為什么孜孜不倦的探索知識，這是因為有一個“神”，類似克塞諾芬尼的思想之神在指導(dǎo)自己，否則，雅典已經(jīng)在財富和虛榮的腐蝕下消亡殆盡，提醒人民不要沉溺在物欲橫流的享樂中了。

蘇格拉底并不認罪，反而認為自己有功于雅典人民。陪審團認為蘇格拉底太頑固，蔑視法庭，最后500人組成的陪審團以364票通過判處蘇格拉底死刑。在當時已經(jīng)變了味道的雅典政府看來，蘇格拉底是非死不可的。原因在于蘇格拉底不利于雅典新式民主。

蘇格拉底登上法庭時雅典已經(jīng)不再是黃金時代，戰(zhàn)爭的失敗，寡頭政治的崛起。為當時的社會帶來了極大的災(zāi)難；不安，血腥和暴虐讓有著哲學沉思的蘇格拉底痛心疾首，他想去喚醒雅典昏睡著的文明。隨著時間的流逝，雅典的民主已經(jīng)失去了精髓，在不知不覺中走向了反面。蘇格拉底認為政治不是所有人民可以參與和理解的，應(yīng)該由知之者統(tǒng)治，不知者只需聽命。在這個病入膏肓的雅典民主政治下，蘇格拉底的主張“刺傷”了“新啟的民主”，故成為了雅典政府的敵人。

蘇格拉底被囚禁期間，他的學生來看他，并極力勸他逃走。但他不接受學生的建議，也不會贖罪。“我一生都享受了法律的利益，我不能在晚年做不忠于法律的事，服從法律是每個公民的天職，盡管法律也有不對的地方，但作為一個好公民，我，必須去死!”

蘇格拉底用自己的行動來實踐和對正義的維護，無論用什么手段來茍且偷生，都是對邪惡的屈服，都是茍且和背叛，這是蘇格拉底絕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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